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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在强调近代南北方差异的同时，对近代铁路交通系统出现以前华北传统商路、市场网络的效率和作用以及华北内地的消费能力评价很低，认为华北地区的旧水陆商路系统效率低、速度慢，完全限制了一般商品的长距离贩运，而远程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间缺乏广泛持久的内在联系，只服务于城市特殊阶层的需要，并非以一般大众需要为基础，故对经济发展影响不大。虽然近年也有学者指出明清时期华北商品流通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生日用品取代了奢侈品成为大规模、长距离贸易的主体，并对“卓有成效”的传统市场网络体系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与世界市场接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做了积极推测，但同前者一样都缺少对传统市场网络的效率分析及对腹地购买力的论证。张思则通过实证方法证明，近代交通体系出现以前的华北地区既不是想像中的那样“交通阻绝”，也不能用“南船北马”、“低效慢速”之见笼而统之。在19世纪中叶“西方的冲击”到来之前，华北的许多地区有着比较便利的水陆交通，有着免于厘金重课的“优越”条件，有着稠密的人口和显著发展的商品经济所提供的巨大购买力，更有着长期以来发育成熟的市场网络。该文并指出，在19世纪，在空间上以天津、烟台为主干，贯通整个华北腹地的传统市场网络在“西方的冲击”面前并没有像木乃伊见到空气那样分崩瓦解，倒是更加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在这一时期，处于这一网络顶端的批发商、行栈商、运销商们从容地与国际体制接轨，在对外贸易中迅速累积了财富，商业资本的实力得到扩张。同时，处于这一网络末梢的内地城乡集市、零售店铺以及广大的生产和消费者大众也被链接到近代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使他们开始认识、了解并融入了外部世界。这一历史性的链接为通商口岸城市及华北内地的近代化准备了条件，具有重要的意义。[16] 经济计量学方法和宏观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上的应用又有新的发展。张东刚的《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以现代经济理论为指导，使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进行计算重组，在修订和重组的基础上估算出了一系列的长期变动数列和一些横断面统计数据。依据这些数据，作者对旧中国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消费行为、消费结构的特征及其变动趋势，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做出了科学的分析和判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新见解。刘巍接连发表三篇文章，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经济，其《中国的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1927-1936）》一文认为，货币供给适度地大于事前货币需求，即导致物价水平适度上升的事后实际货币量，是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物价水平适度的上升”，不能仅从百分比数字的高低去观察，而应主要从经济增长角度分析，只要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促进了经济增长，即有积极意义的，公众可以接受的物价上涨，这个幅度就算是适度的。观察1927-1936年的国民收入，年涨幅在16.67%以内的批发物价上升，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济持续增长所必需的，也是公众能接受的，即适度的。从货币理论上看，保持“信用扩张型的温和通货膨胀”，使货币供求关系压迫价格水平有适度的上升，是欠发达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17]刘巍的第二篇文章《对中国近代银价、汇率与进出口关系之实证分析》认为，近代中国已经被卷入了世界市场，虽然内部均衡建立在传统经济和近代经济并存的二元结构基础上，但外部均衡点已经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框架内移动着了。在外部均衡自发变动过程中，汇率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深入地对这个变量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大意义。[18]刘巍的第三篇文章《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1927-1936）--兼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对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变量做了数理的和数量的考察与描述。[19] 外国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即是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资本形成的负面影响。梁华的《1840-1936年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研究》由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检验的结果表明，1840-1936年与1985-1999年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都具有挤出效应，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近代企业资本形成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即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万元，中国近代企业资本总额就会相应减少8万多元。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官僚资本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弹性较大，即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本国官僚资本降低4个百分点还多。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民族资本也为负相关关系，且弹性也较大，即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会导致本国民族资本降低近2.5个百分点。最后，该文通过对1840-1936与1985-1999年外国（商）直接投资效应决定模式的比较，断定，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是挤出效应普遍存在的外在原因，而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效应决定模式的转变则是挤出效应产生巨大差异的内在原因。[20] 计量方法是近代史研究，特别是有关历史连续性研究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笔者认为，如果运用合理的理论框架，采用科学的计量方法，是可以通过历史计量分析方法的运用，提高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水平的。 四、现代化研究成为热点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加速，现代化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1.专题性、阶段性和通史性的著作不断问世。其中专题性研究的著作，如章开沅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朱荫贵的《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东方出版中心，1994）；何晓明的《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历程》（东方出版中心，1997）；林家有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严立贤的《中国和日本的早期工业化和国内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丁长清、慈鸿飞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商务印书馆，2000）；吴承明的《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阶段性研究的著作，如周积明的《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通史性研究的著作，如张琢的《九死一生--中国现代化的坎坷历程和中长期预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胡福明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上海三联书店，1995）；陈勤等的《中国现代化史纲（上下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左玉河的《失去的机遇：中国现代化历程再认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等。而其中分量较重的则有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此外，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最新成果，当推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上、中、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该书不失为代表目前国内内容最丰富、体裁最新、研究水平最高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通史著作。 2.关于现代化的名称、概念和内涵的讨论有所深入。罗荣渠强调“近代化”概念不适用于中国史，应当统称为现代化。陈向阳也认为，“近代化”并非晚近这一历史过程适当的概念表述。其一，“近代”一词原来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和传统“现代”概念（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以这样的概念指代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状态和过程，不仅过于褊狭、陈旧，其本质概括和抽象程度也不高；其二，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过程虽初始于晚近时期，却一直持续至今乃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近代化”概念显然无法反映和整合这一动态连续过程和逻辑一体的本质。在目前情势下，对晚近以来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最佳概括和概念表述莫过于“现代化”。[21] 其实，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无论是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还是“早期现代化”的概念，其所揭示的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不少学者正是用了“近代化”或“现代化”等术语来探讨中国近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一近代化的过程，以至于有的学者在同一篇或不同篇的文章中交替使用“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表述，说明这两个概念的同一内涵都是指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