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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探讨继续深入近年来，面对纷至沓来的外国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国内史学者包括经济史学者痛感有建立本国史学理论的必要。1995年，吴承明发表了论文集《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指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研究的最高层次的指导，但它也只是一种方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研究经济史中，也是一种方法即分析方法。”吴老的观点正确地解决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史学理论即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被包括在史学理论之内，但它并不能涵盖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根据对人类经济史的研究形成的伟大理论，但它对经济史研究来说是“流”而不是“源”。吴承明先生精辟的阐述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作用，又和教条主义彻底划清了界线。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经济史属于经济学还是历史学，抑或兼而有之的争论。高德步坚持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作为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有根本的区别。[8]赵凌云也提出：如果作为历史学家的经济史与作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的划分成立的话，经济史应该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经济史不应该是研究经济历史的历史学，而应该是研究历史的经济学。经济史不是单纯的历史研究，而是采用经济理论作为方法的历史研究。[9]李伯重的观点与此针锋相对。他指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最后，李伯重指出：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非常重要，但不能凌驾于历史学方法之上成为惟一的方法。经济学与历史学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经济史研究中拒绝经济学方法或者采取“经济学沙文主义”的态度，都是有害的。[10]在这方面，吴承明的观点更为全面。他指出：“在我国，大体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偏重不同，各有独具匠心之长，形成‘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同时，也必然对经济史的一些理论问题和方法问题产生不同观点。应当说，这是件大好事。要促进学科进步，必须‘百家争鸣’。如果只有一种观点，用同一个声音讲话，我们的经济史学就要寿终正寝了”。吴承明强调：“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不同方法都各搞各的。同一问题也可有不同结论。这才是‘百花齐放’。但是，不同理论、不同方法可以交流，交流的好处是开阔眼界，促进了解。交流并不妨碍各搞各的。了解了别人，仍然要按照自以为是的去做，不妨碍个人创造性”。[11]应该说，这是对经济史研究方法之争的最好总结。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曾经一度出现对西方理论的“跟风热”。一些近代经济史学者把某些理论模式奉为圭臬，表现出理论上的不成熟。 吴承明历来主张对西方理论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他指出，作为方法的经济理论，并不能适应于所有的场合。如老的古典经济学，对15世纪以前的情况是适用的，但16世纪以后就不适用了。新古典的理论在现代化时期有些是适用的，但争论比较多。20世纪70年代的边际主义，其计算方法普遍适用，其他理论则未必如此，有些在中国完全用不上。他还指出，有些理论经济史研究是不能用的，如模式论、目的论、决定论，包括经济决定论，因为它们与实证主义不能相容。如果脑子里先有了这个，就不能研究历史了。[12] 近几年，“跟风热”逐渐消退。大多数近代经济史学者对西方理论采取了独立思考、批判吸收的态度。如长期以来，西方汉学家中曾流行一种“冲击与反应”范式，认为近代中国的一切变化都是对西方文明冲击的反应，这是一种完全忽视内因的错误理论。前几年，这种理论在国内也颇为流行，而近几年，此种理论虽仍未绝迹，却已百不一睹了。 另一模式，即“内卷化”或“过密化”，在近几年屡受质疑，林刚的一篇文章对其进行了辩证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该文认为，中国传统农业至少从明清时期以来，除战争的破坏等特殊情况外，劳动力相对过剩而土地等生产资料短缺现象的确是不容置疑的，而这对中国传统农业乃至经济整体都有极大的影响。黄宗智将此点提高到制约中国传统经济的规律上认识，是有理论创见的。但林文指出，既然如黄氏所指出的，“过密化”是历史形成的中国人口与资源失衡的产物，那么，除了采取“过密化”的生产方式外，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有没有更好的、更利于中国人生存的生产方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即只有采取具有“过密化”特征的生产方式，中国的老百姓才能生存下去，或者说，“过密化式”生产是传统社会的中国人解决生存问题的最佳选择，那么，那种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乏或未采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行为准则的论点，就颇值得讨论了。林文认为，我们对小农经济在历史上的规律和作用的认识还是相当不够的。原因之一是某些人习惯于将历史背景不同、国情不同所形成的经典经济学概念套用于中国，将适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指标乃至价值体系当成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社会发展公理”来评判中国的经济发展。黄宗智的问题，并非是未能认识到中国小农经济的一些行为准则特点，而是在用西方经济学的劳动生产率分析中国小农经济行为的同时，将与此概念相关的资本主义经济价值标准，用于判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其实质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行做法是增加资本替代劳动）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惟一材料。[13] 三、多学科综合研究蔚为时尚1998年，吴承明再次重申“史无定法”，获得普遍赞同。既而有学者主张积极汲取和运用国内外各种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并在吸收和借鉴各种理论和方法时应注意其运用的条件和范围。与此同时，许多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研究方法被采用，对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了近代经济史作为边缘学科的特色。 刘佛丁、王玉茹合著的《中国近代的市场发育与经济增长》（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吸收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居于前沿地位的制度理论、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一部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经济史进行实证研究的创新之作。该书作者运用统计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阐明了中国近代市场发育的特点，对研究和分析我国现实的市场经济问题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侯建新的《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八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以20世纪上半叶冀中农村为研究对象，并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乡村展开比较研究。作者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现代化展开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史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新方法的运用还体现在新经济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上。应莉雅从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视角，对天津商会网络化的组织进行了考察，同时用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方法分析这一网络对区域市场交易成本的影响。该文把天津商会组织网络分为内部的组织网络和外部的组织网络，以区别于以往学者所说的垂直的和附属的商会网络，说明了正是由于天津商会具有较为完善的网络化组织系统，使其能够发挥减少区域市场交易成本的功能。[14]王红曼则力图借鉴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并运用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四联总处”与西南区域金融网络作简要的分析，集中描述了西南区域金融网络的形成过程、空间结构及其特征等。该文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以国家四行二局为核心，以省市县银行为卫星，以简易储蓄所、邮汇局网点为最基层的战时金融网络体系已初步形成，对活跃区域内的金融业务、金融市场以及推动和制约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发挥着特有的功能。[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