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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欧美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者对外债持积极态度。当时的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基本原理都在强调外国直接投资活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的贡献，讷克斯在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提出资本形成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核心，而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外国资本，加快国内资本的形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W.Rostow）于1958年提出“起飞理论”，认为利用外资积累社会先行资本以便实行起飞，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走的一条路21。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之下，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代表--侯继明22批评了压迫论，认为“压迫论”作为论述外国经济侵华的命题，缺乏有利的理论证明和全面的事实支持而难以自圆其说23，他通过剖析了外资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强调了其积极作用，“外国的投资和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之间最明显的联系是，前者不仅起了在许多领域引进近代技术的创业者的先驱作用，而且实际上为现代化经济部门筹措了很大一份资金”24，他进一步指出，外资的竞争对中国占有企业或传统经济部门并没有产生破坏作用，相反，通过沟通、联系以及其他作用，“外资在1937年前中国经济取得的各种近代化进展中发挥了主要作用”25。 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者大以资料为本，以史带论，按照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展开外债研究。但由于研究人员的有限，资料整理仍嫌不完善，系统研究不足。 三、70年代末至今的中国大陆外债史研究状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大陆中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26，直到70年代末，局面才改变。此时，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内外环境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史学界把研究重点转移至近代对外经济关系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资金缺乏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补充资金，筹措外来资金成为经济实践中的重要课题，于是利用外债进行资金补充的探讨也就逐渐增加。从80年代开始，有关部门改变“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经济政策，举借了一批外债。经济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动力，使史学界对于以前外债史研究的一些定论有了重新的思考，尤其是与外债纠缠在一起的外资成为重新评价和理解的核心命题。 其次是在国际学术争论中，资本主义与世界发展的相互关系成为热点，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激烈交锋，主要讨论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输出的问题。依附理论作为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思想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学家的支持，他们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剥削理论，并将其运用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批评60-7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关于外债是发展中国家引擎的观点，提出了债务“桎梏”理论，即第三世界国家远远没有从国际资本流动中获得好处，外债是富国榨取穷国本来可以促进内部积累的剩余的一种手段，国际资本“向‘不发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把第三世界引入了“债务陷井”，让他们“受资本主义强国和它们的机构操纵”27。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与依附理论者的争辩中，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认识，在论述外债与经济的关系上，既肯定外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又指出了运用中存在危害可能性，如1985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在“集中阐明国际资本对于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的同时，又强调获得国际资本也承受着风险，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外债是一张造成灾难的处方”。理论认识的不断辩争，实际上为外债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进入黄金时代。资料整理上，自80年代起，以许毅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对外债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搜集和整理，经过13年的努力，编辑了《清代外债史资料》28、《民国外债史资料》29、《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30、《中国外债史料汇编》31等；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也出版了《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32，这些资料大部分选自未公开出版的档案，是继60年代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资料统计1853-1927》的又一丰硕成果，成为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最基本资料。 此外，有关外债的著作不断出现，最初是宓汝成在50年代整理中国铁路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的《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33，对外债与铁路修建的关系上作了详细的阐述；还有的是一些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名家将自己在文革前发表的一些旧作结集出版，如孙毓棠的《抗戈集》34绝大部分内容是有关中国外债史的，再如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35也有相当篇幅涉及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活动。 进入90年代后，新的专著数量剧增，以许毅为首的研究群体，在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展开外债专题研究，撰写了系列论文，已分时期编为《清代外债史论》36和《北洋政府外债史与封建复辟》37；曹均伟则以外资为讨论要点，撰写了《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38、《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思想》39、《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40；杜恂诚以日本在华投资为研究对象，撰写了《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吴心伯围绕着美国的“金元外交”对20世纪初年的外债活动进行剖析，撰写了《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9-1913）》41；汪敬虞以外国资本与中国金融为研究对象撰写了《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42；戴一峰在《近代中国海关与中国财政》43也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在讨论外债与海关之间的问题；陈争平的《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44也涉及了外债的国际收支问题。除此之外，大量的财政史、经济史等论著也都有很大的篇幅叙及外债。 至于论文则数不胜数，据笔者不完整统计，至2000年底，有关外债（含外资）史研究的成果概况可列表如下： 70年代末-80年代/90年代/小计 综合 13/6/19 晚清外债研究 12/20/32 北洋外债研究 17/20/37 南京国民政府外债研究 5/26/31 小计 47/72/119 四、近年来外债研究思路的演变及发展趋势综观众多研究成果，在近20年来外债研究的学术理路演变还是很清楚的： 首先，在外债性质的讨论上，从片面强调“恶”债发展为全面客观认识中国近代外债的两重性特征，挖掘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合理因素。 80年代初期，学者还是把外债与帝国主义相结合。主要的观点枚举如下：“近代中国的外债，……确是一种祸害。帝国主义国家提供借款，基本上是取作侵略、奴役中国的把柄，从而这些债具有‘恶债’性质”45；“外国资本，是以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为基础的，并服务于扩张这种特权46；”中国近现代的借款是无法成为近现代经济发展的动力的，其主要使命是推动列强对华政策“47。海外也有相似论述，如滨下武志：“在实行某种政策而得到的借款时，中国主权的形式只能是作为接受借款而存在，通过这种借款的提供即金融控制，中国主权本身已经丧失了。半殖民地体制的特征最终表现在政治借款上的原因也就在于此48。” 进入80-90年代，学者们开始关注外债活动的两重性49，他们从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出发，认为外债进入中国时包含着两种形态：一是社会形态，体现生产关系，二是物的形态、资金的形态，体现生产力。从前者出发，半殖民地性极其明显，但从后者出发，则是中国政府利用“半主权”开展经济活动，从被迫实行对外开放，转向自觉采取措施，推行近代化政策。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外债中，除了“恶”的性质时，还包含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原始积累： 外债的这种“恶”的性质，在晚清以至于整个近代中国表现得特别突出，成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一个重要手段。从这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外债史，就是一部资本帝国主义侵华史。同时，外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当时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说，又代表着更多的资本、更多的技术、更高的生产力和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发展的要素50。 因此金普森教授认为，外债史的研究还要“揭示外债对中国近代生产力的产生与发展，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51。 曹均伟在《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一书中则系统考察近代中国与外国资本及近代外债的性质、特点、方式等，指出中国近代利用外资存在不平等性、复杂性、曲折性，认为“就近代中国而言，外国资本的输入，从客观上带来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相对于旧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然而，外国资本的输入，从主观上说，并不是主动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追逐更大的剩余价值，对中国进行剥削和掠夺。这又是一种‘弊’的表现”52，利弊在不同时期是可以转变的，清末、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统治三个时期的利用外资活动曾表现为各自的利弊的双重性及其演变过程53。 其次，从注重外债的外在影响转向注重外债的本体的、内在的变化。 在早期的外债史研究中，对外债结构、外债类别、利率结构、币种结构、期限结构等外债本身所要关注的问题却展开不多，也就是说，以往不少学者的专著中，基本研究思路局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价值判断之下，只从近代社会看外债，而对外债债项、外债成因、分类和性质等情况究竟如何没有作出完整的分析，更没有从外债本体出发考察社会变化的若干特征，达到从外债看近代社会的目的。正因为学界在研究外债过程中并不注重外债的本体含义，因此对外债本身应当概括的问题重视不够，导致了概念的模糊，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性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