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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见到前人使用这样一些术语，例如政治性借款、财政性借款、军事性借款、商业性借款、实业性借款等，却不知道这许多术语的分类标准是什么。……譬如，政治性借款和实业性借款的区别是什么呢？如果说政治性借款是指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某种政治目的的借款，实业性借款是指用来举办实业的借款，那么这里就使用了不同的分类标准。前者是就债权国接待目的而言，后者是就债务国的用途而言。因此，就债权国接待目的而言，借款可有政治性和非政治性之分；而就债务国用途而言，借款才可能有实业性、财政性以及军事性之分54。…… “把近代中国外债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时必须阐明的各点，如中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对象和体系、近代中国外债的主要特点、研究方法等，书[刘秉麟：《中国近代外债史稿》]中都没有正面论及。这些问题，在通史类和经济、外交、政治、社会等专史类著作中不会提及，但在对外债问题作专门研究（无论从宏观还是从个案角度出发）时，必须加以考虑”。55 从80-90年代的外债史的研究成果看，学者们逐渐关注外债本体，不再局限于外债性质的认定，而是对外债政策、外债体制和具体的债务进行考察，分析外债谈判、外债举借过程、外债合同、债券发行以及具体企业与外债之间的关系等等，同时，在讨论外债派生的问题时，也是以外债为核心讨论财政、海关制度、盐政、银行制度等等。 由于注重了外债本体的问题，在研究方式上，就从宏观性的研究向细微化的研究过渡。中国近现代外债有近100年的发展历史时间，大时期上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等，细分小阶段，晚清有甲午战前与甲午战后的区别，北洋政府有袁世凯时期、段祺瑞时期、直系时期和奉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则有抗战前、抗战中与抗战后的区别，其中变化，不是简单地一而统之能够涵盖的，以往研究过于注重总体、粗略地论述外债，比较容易抹杀各时期的不同特征；再之，由于某些借款的借贷是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以及在漫长的年代中，币值、币制、汇率、物价均变动很大，在这些变动中，中国近现代外债的数量、笔数、总额等究竟应该如何核算，至今未有准确的说明，因此从整体上、宏观地研究外债是不够的，细微化是必然的趋势。细微化的基础是个案研究，如宓汝成先生所说的，“中国外债，就其总体说，是帝国主义列强干预中国内政的一种方式或奴役中国的一种工具，而就每一笔说，则有待深入、细致分析，才能如实地揭示其固有的性质”56。 第三，外债研究的领域逐步拓宽。 80年代前，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中，讨论较多的是晚清时期的外债，北洋时期虽然涉及，但一般注重于政治性极强的“善后大借款”和“西原借款”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研究则寥寥无几。80年后，虽然各时期外债的研究都有增加，但受到资料的限制，基本上还没有改变原有的研究格局。 进入90年代后，除了北洋时期的外债有更为深入的研究外，最为引人瞩目的是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债的研究，从论文统计的情况可以看出，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债的研究，90年代的论文是80年代的5倍。究其原因，除了民国时期的外债档案被大量公布之外，主要是历史学者的历史观有了转变，以前由于过多注重国共两党在政治上的纠葛，在对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历史有太多的政治考虑，以至研究者对很多内容采取了回避的态度。90年代以来，民国史研究逐渐成为了历史研究的热点，大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因而逐渐从政治影响下走出，开始客观、公正地评价该阶段诸多社会经济、政治活动。具体到外债史时，则注意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恰恰是外债整理最具效果时期，因此将研究的视野从外债转向了理债，也就是说，外债研究已不仅仅局限于外债的举借，开始注重外债的偿还与整理。 随着外债讨论的思路、方式的转变，从外债本身出发讨论问题，在原来理论视野下容易被忽视的一些债务类别得以重视，如实业外债、教育外债、地方外债、短期外债等等都得到一定的研究，尤其在实业外债的研究，学者们们更多地在具体的铁路外债、电信外债或其他国家企业外债举借，注意外债注入企业之后其内部、外部特征的变化，客观地考察资本-帝国主义在不同时间段内，企图利用外债强化对中国铁路、电信、矿山的控制力但却受到一定限制的局面。 在新拓展领域中，外债思想的研究也卓有成效，一些学者对马建忠、王韬、薛福成、李鸿章、刘铭传、张之洞、盛宣怀、张謇、周学熙、孙中山、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外债（外资）思想做了深入的探讨，进而将具体的人物思想、人物活动与外债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在中国近代外债的举借过程中，除了达成的外债债项外，实际上还存有许多有谈判达成的未达成的外债或达成后未付诸实施的借款，这些债项是中国外债的有机组成，正如吴景平指出的，“对未成或成否未详外债的研究，不仅有其相对独立的意义，而且也是全面研究某些已成债项的需要”57。因此近年外债史研究也慢慢地对这些债借进行讨论，以期勾连成立与未成立外债的关系，以及所反映、所包含的社会经济因素、国际关系等等。除此之外，外债的偿还方式也慢慢地得以研究，就近代外债而言，甲午战争以前的外债大体上偿还清楚，但是甲午战争以后的债务却是纠葛重重，在债务处理上有清偿、废除、撤消、放弃、否认等等各种方式，这些外债偿还方式如何在具体的债务活动中得以体现，将会成为一个热点。 上述是对近年来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领域中理论前提、研究方法、研究范围转变的初步梳理，这些转变离不开一批又一批研究者的学术积累与学术创新，可以预见，在此演变脉络之下，中国外债史研究具有极好的发展趋势和极大的研究空间，将继续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部分。 注释： 1 、上海光华书局，1927年版 2 、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3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二卷第二期，1934年 4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一期，1935年 5 、Baylin,J.R.,Foreign Loan Obligations of China，1925年天津出版 6 、Coons,A.G.：The Foreign Public Debt of Chin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30. 7、 Field,Frederick V.:American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a Consortiums,Chicago,1931.（中文译本为[美]弗雷德里克。V.菲尔德著：《美国参加中国银行团的经过》，吕浦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 8、 详见上海市档案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外债档案史料汇编（内部资料）》（第1册），1988年5月版 9、 《东亚》，1931年9月号 10、 陈其田，《经济学报（燕京）》，1941年5期；邹思齐，《东亚经济》，1942年9-12期；张忠绥，《军事与政治》，1943年8期；《建设研究》，1943年9期；赵在田，《经济丛报》1945年5期；方励生，《励行月刊》，1946年1期；方励生，《励行月刊》，1946年8期；孟宪章，《中央银行月报》，1947年7期；雷麦著、蒋学模、赵康节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修订版 11、高军辑：《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资料选辑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5、517、530页 12、 《外人在华投资》，第86页 13、 贾士毅：《财政改造问题》，《北平京报》，1918年3月，见《民国财政经济问题今昔观》，[台湾]正中书局1954年10月初版，1970年4月三版，第93页 14、 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中华书局1959年版；中华书局1962年版；中华书局1962年10月版 15、 孙毓棠，《历史研究》，1951年1卷5期；贾淮诚，《历史教学》，1951年2卷4期；荣孟源，《大公报》，1951年10月2日；《进步时报》，1952年5月6日；孙毓棠，《历史研究》，1954年2期；孙毓棠，1955；余绳武，《大公报》，1956年5月25日；蓝天照，《学术月刊》，1957年第7期；蓝天照，《学术月刊》，1958年第3期、赵金钰，《历史研究》，1959年9月；《抗戈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172-189页；《抗戈集》，中华书局1981年8月版，第190-202页；黄铁，《史学集刊》，1957年第1期；杨格，《羊城晚报》，1960年6月20日；刘克祥，《历史教学》，1962年6期；魏永理，《学术月刊》，1962年第11期；洪葭管，《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川虹，《新民晚报》，1964年7月10日；顾岳中，《文汇报》，1964年6月6日；章伯锋，《光明日报》，1965年2月10日；朱元，《历史研究》，1966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