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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学习与探索》 张桂萍 参加讨论

再次,总结和阐发司马迁的考信方法。司马迁在《史记》很多篇中都申明了自己“疑者阙之”的撰史方法,就是对那些史料记载不详或无法辨清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去做个人假想和阐述;对于那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材料也如实地记录下来,将疑问保存下去,让后人解决。这样做可能为史书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杂说”,但却避免了因虚辞妄说而误导后人。这种保存实录的方法被清代学者称为“两存法”。如何焯《义门读书记》引冯班语:“太史公叙事,事有抵牾者,皆两存。如《周本纪》依《古文尚书》,《齐太公世家》又载今文《泰誓》,所谓‘疑以传疑’也。有大事,而记载不详难叙者,缺之,史阙文也。”[3]对《史记》中《晋世家》与《赵世家》所记赵氏孤儿一事之不同,清高士奇说:“司马迁序赵氏下宫之难,文工而事详,顾与《左氏》迥异,此千古疑案也。自当两存之。”(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这些总结是在清代讲究考证学风盛行的背景下,对“实录”内涵的进一步阐发[4]。
    清代朴学家以实事求是、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方法对前代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在此过程中逐渐领悟了司马迁对待史料的考信精神,并对司马迁运用史料的方法加以总结和运用。如崔述作《考信录》,书名即取自《史记》,以明其求真之志。他说:“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既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崔述:《考信录提要》)在具体的研究中,崔述也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考信”精神。司马迁记载上古帝王史事,运用了一些传说资料,引起后人关于古史传说与可信历史之界限的争论。崔述对司马迁考上古史,考信于《六艺》,扬弃“不雅驯”之言的史料运用方法加以肯定,并以毕生精力撰成《考信录》,对两千年来形成的古史传说加以廓清。其发扬司马迁实录求真精神可谓至真至诚,这对后来史家的治学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近代疑古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在疑古求真精神的指导下,再次肯定了司马迁严格的裁断和卓越的见识,他说:“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和有勇气了。”“我们只要看《史记》以后讲古史的书有哪几种是没有共和以前的年数的,就可以知道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厉和确定了。”[5]可见,无论是清代以考据见长的史家,还是近代疑古派的代表学者,在实录精神上都与司马迁有某些契合之处。
    司马迁作《史记》常常带着考辨的眼光深入民间,从生活中,甚至从历史见证人那里获取史料,以和史书相参证[6]。这种方法往往能准确、生动地反映社会现实的特征和风尚,增加了史料的可信度,它不仅解决了史籍记载不足的局限,还表现了史家探寻历史真相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后来史家作史,多能参其深意,故笃行不辍。如谈迁著《国榷》、顾炎武作《日知录》、史念海撰《河山集》等。梁启超曾就司马迁作《孔子世家》,“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而评论司马迁说:“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7]可以说,这是对司马迁实地考察史迹的求实精神的最高评价。
    总之,在《史记》史料运用的评论上,无论是广搜证据改正前人谬误,还是对考信方法的总结和运用,后代史家和学者都体现出一种对司马迁求实求真精神的肯定和追求,从而使《史记》在史学编纂上的实录价值得到丰富阐释。
    二、历史评价与实录传统
    史料的核实是史家实录的第一步,对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做出恰当的评价,则是史家追求真实的进一步表现。李大钊曾在《史学要论》中说:
    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8]。
    他所谓“解喻”就是史家对过往历史的评论,解喻所能达到的真实程度取决于史家的史识和史观,是随着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接近真实。这是李大钊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历史真实和历史评价关系的科学认识。而我们古代的史家在评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时已形成了一些朴素的认识。
    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是指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褒善贬恶,都有事实为依据。班固这个评论既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司马迁实录的思想旨趣,也道出了司马迁“实录”与先秦史学“直笔”传统的渊源,尽管二者不尽相同[9]。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对先秦史学“秉笔直书”、“书法不隐”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说明司马迁的实录并不是被动地记录史事,而是要自觉地表明自己对事迹的态度,使善恶更加鲜明,即从记录史事中表达自己的价值判断。这是一个正直的史家所应具有的修养。
    对司马迁作史的客观态度和《史记》实录的特点,东汉的王充已有较为准确的认识,他说:“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王充:《论语·案书》),“太史公书汉世实事之人”(王充:《论语·感虚》)。就是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很少主观臆断之处,都是凭事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如实记载了汉代历史。司马迁对秦亡汉兴历史经验的总结,对汉武帝统治时期所面临的新问题的揭示,是通过丰富的历史事件和众多的历史人物活动来展现的,即在如实记录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稽其兴败成坏之理”。这正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史宗旨和实录精神的集中体现。王充批评前代学术以疾虚妄、崇真实为最高标准,对《史记》也有指责之处,但他却从史家的主观态度和史著的客观真实两方面肯定了司马迁《史记》的实录。由此可见,汉代学者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评价要比先秦史家的“书法不隐”有更丰富的内容,它不仅要求史家有正直的人格和公正的态度,还要求史家在具体史事的记叙中表达对历史进程的正确看法。唐代司马贞为《史记》作注,在《补史记序》中说:“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后之作者咸取则马。”唐以前《史记》的传播还不广,人们对《史记》的认识还不深,但对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的特点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以之为作史的准则,这表明《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已得到普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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