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的结束，经学对思想界的垄断被打破，曾一度依附于经学的史学也逐渐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出现了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的局面。在这种史风大盛的背景下，《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得到更多的继承和发扬。当时史臣撰史多以司马迁“实录”为衡量标准。北魏太武帝诏崔浩修国史，令其“务从实录”。东晋时孙盛著《晋阳秋》，也是当时人写当时的史，被称为“辞直而理正”（《晋书·孙盛传》）的良史。华峤修成《汉后书》，朝臣“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表传》）。《晋书》卷82“史臣曰”这样评价陈寿：“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辞于东观。……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据《晋书》陈寿本传记载，陈寿为人正直，不屈于权贵；从《三国志》的具体内容来看，陈寿叙事往往能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正是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传统的继承。而当时史家评论对这一传统已做到了准确的分析和把握。
    在史学批评领域，实录已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评判史家作风的标准，而这种认识的深入既与史家们追踪司马迁实录的自觉意识分不开，也与史学领域不同史学观念和作史态度的斗争紧密关联。如魏明帝与王肃谈《史记》时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断然反对这种说法，指出：“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杨雄服其善序事理，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已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魏书·王肃传》）王肃认为，汉武帝因《史记》直书而迁怒司马迁，正说明《史记》实录的性质。这是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与现实政治产生矛盾的表现，统治者对实录既需要又害怕的矛盾态度，是司马迁实录精神历来遭到种种毁誉的根源。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这种矛盾愈加尖锐，史家评论也逐渐深入，其标志是：问题提得更加明确，也更带有针对性。很多人以批评班固来肯定司马迁的实录态度。如傅玄说：“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救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注：《傅子·补遗上》，转录马总《意林》，四部丛刊本。）这显然是要与班固批评司马迁的话针锋相对，反过来说，司马迁的实录在价值判断上堪称良史。晋葛洪还试图从马、班思想倾向的不同寻找原因，他说：“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所论未可据也。固诚纯儒，不究道意，玩其所习，难以折衷。”（葛洪：《抱朴子·内篇》）《史记》的评论以事实为本，褒贬有明确依据，“不雷同于偶俗”就是不同于汉代一般经生儒士的标准。葛洪认为班固从纯儒的角度批评司马迁，与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不合，因此难免偏颇。这样自觉地将马、班进行比较，表现出史学发展上人们自觉意识进一步加强。这种比较也使《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得到进一步确认，成为评价良史的一个标准。
    在此基础上，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明确提出了“实录无隐”、“按实而书”、“析理居正”和“贵信史”的主张，他所说的信史包含了据事直书和据理直书两方面的内容。不过刘勰所尊的“理”主要还是儒家政治伦理性标准，所以他说司马迁是“爱奇反经”。刘勰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针对当时史学“腾褒裁贬”、是非无准的具体情况，在圣人之旨外提出了史学新的价值评判标准：“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孔子的尊贤隐讳是圣人之旨，而惩戒的直笔精神也是史家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怎样在这两种标准之间权衡取舍，他只能依凭史家的“素心”，即客观公正的态度。这就为后代史家提出了怎样处理客观事实与主观褒贬的关系问题。
    刘知几的《史通》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这个问题。他提出“直书”来反对“曲笔”。“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跟“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刘知几：《史通·惑经》）的偏颇相对立。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几在《史通》中特设《申左》篇与《惑经》篇并列，用《左传》的“实录”来批评《春秋》以来的褒贬任情、隐讳事实。他说：“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刘知几：《史通·申左》）刘知几提倡的是用实录史事来表现善恶真伪的价值判断，有了事实作基础，才有中肯的褒贬。而《春秋》拘于礼法，隐讳史实的做法只能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刘知几：《史通·惑经》）。刘知几关于直书和曲笔的理论已不是把实录事实与史家的主观评价简单对立起来。他承认史家的主观情志会影响史事记载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还认识到要写出信史，还要有“鉴识”、“探赜”的修养，才能“铨核得中”（刘知几：《史通·鉴识》）。《史通》卷七中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就是刘知几构建的史家主体修养的理论框架。这是刘知几为探讨史学价值判断标准做出的进一步努力。由此，宋人吴缜从理论上提出了史学批评的评价标准：“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10]他认为事实是史书的第一要义，褒贬、文采都以此为基础。这样就明确地把史学批评的理论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了，从而在史学思想和历史编纂学上明确了“实录”的标准。
    与此同时，不顾客观事实而空谈褒贬的学风仍然存在于史学领域，尤其是宋代，理学义理思想的盛行更强化了这种观念。当时史家撰史，在价值判断标准上往往受主观好恶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出现了“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郑樵：《通志·总序》）的混乱局面。郑樵对此进行了批判：
    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女不事饔殄，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郑樵：《通志·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