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真实生动。清吴敏树说：“《封禅》、《平准》、《河渠》三书，所叙皆孝武朝大条目事，与后人修史作志者不同。作志要考详先代典故，叙次令明晰而已。至史公所称，皆目睹事迹……学者第能细按当日事势情形，如身执简其侧。”（吴敏树：《史记 别钞·平准书》）这是说其他史书作志大多排比史料使叙次明晰，而司马迁作三书是根据 自己亲身经历描写当代史事，能使当时的情形真实生动地呈现出来，使人读了如身临其 境。这一比较使《史记》的实录超越了记注史料的层面而揭示了它在史著表述上的创造 性。不惟如此，即使描写非亲身经历的人事，司马迁也能贯彻这种实录笔法。清熊士鹏 说：
    司马迁作《史记》，变《春秋》编年之法，创为传纪，凡百三十篇。余每读其列传，观其传一人，写一事，自公卿大夫，以及儒侠医卜佞幸之类，其美恶谲正喜怒笑哭爱恶之情，跃跃楮墨间，如化工因物付物，而无不曲肖。读《屈贾传》，则见其哀郢怀沙过湘投书之状，读《庄周》、《鲁仲连传》，则见其洸洋倜傥之状，读《韩信》、《李广传》则见其拔帜射雕之状，读《游侠》、《刺客传》，则见其喜剑好博倚柱箕踞之状，读《酷吏》、《滑稽传》，则见其鹰击毛挚摇头大笑之状，读《原》、《陵》、《春》、《孟》四君传，则见其弹铗负轥执辔蹑珠之状，余不暇枚举，然若此者何哉？盖各因其人之行事而添颊上三毫也。故刘向、杨雄称之为实录（熊士鹏：《鹄山小隐文集》，卷二十四，《释言》）。
    他所举的都是《史记》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列传，表明司马迁写人能够“各因其人之行事而添颊上三毫”，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选择突出的事件或细节把他们的性格特征描写出来，使人物生动而传神，读者在阅读时自然会产生如在目前的感受。明清以来此类评述多有，但还没有人把《史记》这种生动传神的风格归结为“实录”。实际上，这可以说是《史记》“实录”风格在文字表述上的鲜明特点，也是历代史家赞叹不已、追慕不已的一个目标，是史书实录风格的较高要求。
    总之，在漫长的史学发展历程中，人们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史记》实录的表述特征和精神实质，丰富了中国史学传统的内涵。在此过程中，《史记》实录精神影响着后代史家和史著，在中国史学传统的形成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白寿彝先生说：“司马迁《史记》一书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司马迁成为笼罩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学大师。”[11]不仅如此，直到今天，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仍然启发着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撰述。过去的史家难免受时代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但他们始终坚持以实录求真反对虚妄矫饰。从班固对《史记》实录精神的确认到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应该更加丰富和深刻。近年来出现的怀疑历史真实性的思潮，只是实录传统发展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回旋，这样的回旋以后还会有，但我们坚信只要紧紧把握司马迁以来的实录精神，它仍将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向着寻求真理、走近真理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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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白寿彝。司马迁与班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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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60-63.
    [7]顾颉刚，等。古史辨（第六册）[M].北京：开明书店，1938.441.
    [8]李大钊。史学要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79.
    [9]易宁，易平。《史记》“实录”新探[J].史学史研究，1995，（4）。
    [10]吴缜。新唐书纠谬（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白寿彝史学论集（下）[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