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史研究中，许多学者、包括一些著名学者往往引用《国语·晋语四》之说论证古 史，寻找中国文明起源的线索。但是，时至今日，倘若以科学的眼光审察，我们就会发 现，《晋语四》的“古史传说”本身并不具有“史”的性质。本文对此略作考证。
    一
    《晋语四》的“古说”是关于炎、黄的一段话。古往今来，这段话被广为引用。我们 先将其文录于下：
    （秦伯欲将女怀赢嫁给重耳，重耳因其女曾为晋怀公子圉之妻，而子圉又为兄夷吾子， 故重耳欲辞。其臣司空季子谏之曰：）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 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 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 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同于黄帝，故皆 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 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 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 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黩则生怨，怨乱毓灾，灾毓灭姓。是 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乱灾也。故异德合姓，同德合义，义以异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 ，成而不迁，乃能摄固，保其土房。今子与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弃，以济大事， 不亦可乎？
    《晋语四》之说起于何时，历来语焉不详。一般认为：“《国语》为汇编之书，非出 于一时一人之手”，由其所涉事实来看，“它和《左传》记录的年代大致相同”。[1]（ P4）学者考证，《左传》作为一部记事体的史事，成书最迟在前430年前后不久，改编为 编年体的纪事兼解经的书，当在前352年之前。[2]就是说，《国语》也当成书于战国前 期至战国中期。属于较早的说法，这是许多人相信的原因之一。
    《晋语四》所谈的这段“古史”，到战国末、秦汉时期，开始见诸几种著作，我们略 作回顾。
    《大戴礼·五帝德》承《晋语四》之旨，借孔子之口说：“黄帝，少典之子也。”《 帝系》则换了个说法：“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战国末期的《世本》中说：“青阳 即少昊，黄帝之子。”
    《史记·五帝本纪》也承袭了《晋语四》之说：“黄帝者，少典之子。”“黄帝二十 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汉书·古今人表》中，其“上上圣人”栏中炎帝与黄帝同 出，在“上中仁人”栏中有少典氏，正与炎帝相对。大约也正是源于《晋证四》。自此 而下，直接、间接，全部或部分援引《晋语四》的著作越来越多，不烦多引。
    应当指出，上述各书引述《晋语四》并非完全照搬，每种书都作了各自的选择、增益 。如《五帝德》、《帝系》并未讲炎帝，讲了黄帝的诸多儿孙，包括颛顼、帝喾、尧、 舜、禹等，大抵是对《晋语四》“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的具体化。《世本》说青阳 黄帝子，显然源于《晋语四》，但在其“居篇”中，不言黄帝与姬水之关系。又如《史 记》，虽引用《晋语四》数语，但不言黄帝姓姬，而曰“姓公孙”。
    然而，后世学者，尤其是当今学者省去了古人“选择”之功夫，对《晋语四》之引用 不但“兼收并蓄”，还据之推演发挥，炎黄的“事迹”越来越具体、细致。试引两例：
    《国语》内说：“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 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炎帝氏族的发祥地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 游一带……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北部。[3]（P41-43）
    以炎黄二帝的传说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现代人创造的，乃是古已有之的说法 ……《国语》云：“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黄帝、炎帝。”……少典不是个人，而是一 个方国部族的称号，炎帝、黄帝都由少典氏衍生分化出来……炎帝早于黄帝，据《帝王 世纪》讲，其间共历八世……据《国语》，黄帝之子有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但 只有十二姓……《大戴礼·帝系》详细记载了黄帝二子的后裔谱系，参以《纪年》、《 山海经》、《世本》、《史记》等书，可以看到古代一些重要的王朝和方国都出于这二 子。[4]
    这两段都出自现当代著名学者，足见《晋语四》之说影响之大，也可反映中国文明起 源史研究的趋向。自然，这也就引发了对《晋语四》史料价值的审视。
    审视“古说”似涉“疑古”之嫌，而近年来“疑古”几乎就是否定中国古老文明的代 用语。其实，我并不主张“疑古”，但在科研中又常常有“进退失据”之感：《晋语四 》之说与《诗经》、《左传》以及《国语》其它篇章中所载古说多有冲突，到底应当相 信“谁”？对于这个问题，古往今来大致有三种方法：一是如晋人皇甫谧：对各说一概 相信，并试图将其“统一”起来，于是，在他所著的《帝王世纪》中就出现了“黄帝生 于寿丘，长于姬水，居于轩辕之丘，”“自穷桑登帝位”这类海阔天空的“神聊”，这 大约可称为极端“信古”，这显然是非理性的。二是如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在分析 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其“伪”的性质。其方法是科学的，态度是严肃的。三是择其所宜， 为我所用。某些学者对《晋语四》深信不疑，且以别人不信为“疑古”，为否定中国古 老文明。但对其它说法则视而不见、弃而不用。他们是反对“疑古”而主张“信古”、 “释古”的，但实际上，信了这一说而丢弃更古、更集中的说法不也是“疑古”么？
    我不敢轻于“疑古”，也不愿盲目“信古”，所以，决心跳出“疑古”、“信古”这 类超越科学的、非理性的框框，自己做一番认真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