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黄帝凡两见，一是讲“黄帝氏以云纪”，[20]无地址可寻；一是讲黄帝 与炎帝“战于阪泉”，[21]阪泉，据唐人《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阪泉，今名 黄帝泉。在妫州怀戎县东五十六里，出五里至涿鹿。”所以，说阪泉或说涿鹿无大分别 。就是说，《左传》中黄帝也只与北部之阪泉、涿鹿相联系。
    《山海经》中黄帝凡十二见十事，所涉及地名如流波山、密山、钟山、系昆之山等皆 无可考，略而不谈；另有的地名如东海、北海等不必考证，其与西部无关是一目了然的 ；《大荒北经》中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冀州在中原之北 ，所谓“冀州之野”似可认为与《逸周书》、《左传》之说近似。要之，其不在西部也 无疑义。
    《世本》是沿袭了《晋语四》某些说法的，但在《居篇》中说：“黄帝都涿鹿。”还 以黄帝与涿鹿相联。
    由考古资料看，涿鹿所在的燕山地区属红山文化区，与仰韶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 。这一带不当与西部有关。
    综上所述，从西周到战国末的古籍看，无论是由姬姓的西周统治者自认的祖先说查证 ，也无论是从各古国祭礼情况分析，抑或从古籍所涉及的与黄帝相关的地点考察，黄帝 与姬姓、与西部都无关系，《晋证四》之说不具有史料价值应是清楚的。
    五
    既然《晋语四》所载之“古说”不具有史料价值，那么，许多人何以坚信不疑呢？原因 固然很多，但使用古文献的原则不同应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有必要一谈。
    对古文献“疑”或“信”必须有个共同遵守的原则，历代学者正因为原则有别，所以 ，古史领域也便歧异纷呈。
    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特征是崇古，《晋语四》之说问世后，到战国秦汉之世，已历数 百年，成了“古说”，所以，渐为《大戴礼》等儒家书籍引用，崇古则是其原则。
    《史记》引用《大戴礼》之说清楚地揭示了另一原则，“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孔 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 帝德、帝系姓，章矣！”[22]其时，孔子地位很高，《史记》既以为《大戴礼》出于孔 子，《国语》实际就成了阐述孔子“五帝德”、“帝系姓”思想的文献，所以就被录入 《史记》。司马迁的原则可概括为：信孔子。
    清人崔述据说是开近代“疑古”先河的，但他的“疑古”另有原则，他说：“余年三 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 而察之，久之而后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23]他的办法是以六经为准，凡不合六经 的传、注、疏皆视为伪。诚如顾颉刚先生所说：崔述的目的“是替古圣人揭出他们的圣 道王功”，所以他只辨杨、墨之伪，而不辨儒家之伪，并以儒家之“经书”作为判别真 伪的标准，“他只是儒家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24]
    崇古也罢、迷信孔子、专信六经也罢，今天看来，这些原则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当今某些学者的原则更为简洁，他们认为：《晋语四》之说是“古已有之”的， 必不是子虚乌有。
    这里有三个问题：其一是“古已有之”的都可信么？其二，“古”是一个模糊概念，何 时之说是“古已有之”的？其三，古与不古是相对的，今天看来，殷商、西周、春秋、 战国、秦汉、晋唐都是很古的，那些时代的“古说”在史学的天平上都具有相同的分量 么？因此对《晋语四》中“古说”就涉及到使用文献资料的原则问题。
    我以为，研究古史使用古文献不同于研究神话。神话是历经加工的文学形式，它反映 的是神话“故事”的完备过程，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看成一个整体，可以把自始至 终的文献资料当作这个整体中的片断或环节。但研究古史则不然，它追寻的是原始的史 实。对此，张光直先生有专门论述，且很精辟，不去细说。[25]
    研究古史使用文献资料最根本的原则是分别源流。这是由古代传说 + 口耳相传的性质 决定的。徐旭生先生曾说，即使文字使用之后，文献因断简、错简、传抄过程中的失误 ，也会有“不足靠”的现象，而古代“口耳相传”的史实更容易“失真”，他还列举了 现代心理学的实验来证明古说失真的必然性。[3]（P20）这样看，传说愈早愈接近历史的 真相。从这点出发，徐旭生先生主张将古代传说资料分成几等，甚至说：东汉以后各书 所载古说，“即当一笔勾消以免惑乱视听。”[3]（P33）当然，是否应如此绝对化，可以 讨论，但认为研究古史使用文献资料必须分别源流，首先相信源头之说，应当是正确的 。这也是古史研究的前提。
    现在我们再回到《晋语四》的话题上来，《晋语四》之“古说”到底是“源”还是“ 流”，甚至连“流”都算不上呢？由上文我们将其与《诗》、《左传》、《国语》其它 篇章、《山海经》等古说的比较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虚构性质。所以，我们自然 不能用它去顶替或否定源头之说，更不应在“不是子虚乌有”的笼统性思维原则下任意 发挥，演绎中国的文明起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