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他彻底否定了褒贬在史书中的价值，认为史家只要写出史事，人物的好坏自然分明，不用再发议论。郑樵认为史之为用在记载国家典章，史家对史事的历史评价没有什么用处。这既是一个史学中客观与主观的问题，又是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的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但他心目中仍以《史记》、《汉书》记事为史册“详文该事”的楷模，说明他是以真实历史的根本要求，来反对为维护封建主义统治而专事褒贬的恶劣风气，在当时还是一种进步的史学思想。
    可以说，由于史学与政治及经学思想的复杂关系，中国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政治伦理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实录标准的矛盾斗争中艰难而曲折地行进。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标准成为后代史家的旗帜，用来反对史学批评和历史撰述中存在的专事褒贬之风，逐步确立了史学实录的价值评判标准。随着矛盾的激化，正直的史家不再停留于批评曲笔的表面现象，而是要从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上加以批判。在此过程中，以《史记》实录为评价标准的思想始终占据着主流，使人们对史学固有的性质认识得更加清楚，坚持了史学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无疑是司马迁实录精神在史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作用。
    三、文字表述风格与实录传统
    正如吴缜所说，历史撰述中事实、褒贬和文采是相得益彰的，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仅体现在他注重史料真实和坚持实录秦、汉历史的求真精神，还在于他自成一家的表述风格。这三者汇聚在一起，方可见《史记》实录风貌之大概。
    杨雄在《法言·重黎》中讲：“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杨雄没有对“实录”作进一步解释，但他已抓住了《史记》作为历史著述的本质特点，可以说杨雄已经从历史编纂的特点上强调了《史记》“实录”的特征和价值。在此基础上，班固从叙事和文辞上概括了《史记》实录的表述风格：“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总的来讲，就是简洁、准确、质朴、生动，这就是司马迁“实录”文风为后世史家树立的榜样，也是人们评价“良史”的一个重要标准。后代史家在撰史和评论中不断探索《史记》“实录”文风的魅力所在，并加以仿效，形成了中国史书实录的表述传统和丰富理论。归结起来，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洁事信。范晔曾比较司马迁和班固的文风，认为：“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彪传》），所谓“文直事核”就是说《史记》叙事简洁准确。范晔是很重视文辞表述的一个史家，他对马、班文风的把握还是比较确切的。晋张辅曾以文字繁简比较《史记》、《汉书》优劣，他的评论多受后人指责，认为这种比较过于简单。其实，他是用比较来强调《史记》简洁、真实的实录文风，他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晋书·张辅传》）就是说《史记》文辞简洁而能叙事完备，就在于它写人能够使文辞语言符合历史人物的身份，叙述历史事件则能符合事实，有条有理。这把《史记》记事、写人的风格揭示得更加清楚了，是对班固之评的进一步发挥。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专门讨论史书的叙事，提倡文约事丰的叙事风格，他说：“言尽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他认为史书语言要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这样才能文字俭省、事实清楚而作者意旨亦明，并举《左传》和《史记》的例子来说明，从理论上探讨了《史记》文辞简约而叙事真实的风格。明代何乔新说《史记》：“上自黄帝，下讫汉武，首尾三千余年，论著才五十万言，非文之直乎！纪帝王则本《诗》、《书》，世列国则据《左氏》，言秦间诸侯则采《战国策》，言汉定天下则述《楚汉春秋》，非事之核乎！”（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很明显他也是从文字简洁和史事可信两方面来理解《史记》“文直事核”的风格的。清代蒋彤在前人基础上做了总结：
    班孟坚论司马之书曰：“其文直，其事核。”师古注云：“核，坚实也。”百果之核，无不坚实，叙事义法，“坚实”二字尽之。无虚假无疏漏，乃得坚实。核无定形，随物为大小。试读《史》《汉》中传，长者数万言，短者数百言，有一字不坚实否？故文无论短长，总有天然结构，如铜就范，有不可增减意，是无他，文洁而事信也（蒋彤：《丹棱文钞·上黄南坡太守论志传义例书》）。
    他以“无虚假无疏漏”解释《史记》的“文直事核”，所谓“随物为大小”是讲史家的剪裁之功，即根据事实决定繁简。司马迁说孔子成《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就是说孔子叙事笔法之严谨真实。蒋彤用“有不可增减意”来评价《史记》，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角度充实了实录风格的内涵。
    第二，质朴切直。当史学领域出现不良文风和错误倾向时，严肃的史家都会自觉地用《史记》作为标准来进行批评。如南北朝时期直至唐初，由于骈文盛行，很多史家作史讲究用词华丽，多用偶句。对此，刘知几指出：“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为标准，他批评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刘知几《史通·鉴识》）刘知几在这里强调了史书表述与文学性表述不同，撰史应以司马迁《史记》的实录风格为准则。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唐代史家和学者多保持着质朴切直的传统，刘知几的《史通》本身就有质朴切直的特点。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事状》，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旧唐书·路随传》），都反映了直书的精神和质朴的文风。柳宗元的文章以峻洁著称，他谈到自己写文章的体会时说：“《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柳河东集·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这里的“峻洁”是指司马迁胆识过人，敢于言人之所不敢言的质实精神。他们追踪司马迁，开一代新风，扩大了《史记》实录文风的影响。章学诚评价说：“六朝骈丽，为人志铭，铺排郡望，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章学诚：《文史通义·墓铭辨例》）由此出发，章学诚还针对史学领域出现的不顾事实而滥用义理虚文的风气，提出撰史之文“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古文十弊》）的标准，并且以《史记》的《陈余列传》、《管晏列传》、《李斯列传》为例说解史家作传的表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