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应着重指出，在当时有一批学者注重研治天文、历算，他们因之受到严格的数学逻辑方法的训练，使考证学达到更高水平，更加符合于近代科学方法，钱大昕在这方面也是出色的代表。实际上，这是18世纪自然科学方法对于文献考证之学的一次渗透，推进了人文科学的发展，在今天，这个问题对我们仍有启发的意义。清儒喜习天文、历算之学的风气，始于明末清初的徐光启、李之藻，他们学习当时来华的传教士传入的西方历算学，并融合中西算法，分别译著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书。康熙年间，王锡阐、梅文鼎继起，王氏著成《晓庵新法》，梅氏著成《勿庵历算全书》（共30种）。他们的著作，因求会通西方历算印证本国古籍，由此引起知识界对我国固有算学的重视。康熙帝以帝王之尊和天资的聪明，笃嗜历算之学，更增强了历算学的吸引力，于是研习者云起。乾隆年间，四库馆开，尤促使对古代历算著作作一次集中的搜辑整理，戴震即负责此项整理工作。戴氏中年以前已成《勾股割圜记》等极有价值的著作，受聘为四库馆纂修后，长期究心于子部天文历算类的整理编校和撰写提要的工作。阮元对他有很高的评价：“戴庶常……网罗算氏，缀辑遗经，以绍前哲，用遗来学。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功岂在宣城（梅文鼎）下哉！”（注：《畴人传》卷四十二。）钱大昕亦精于天算学，著有《三统术衍》、《元史朔闰表》、《算经答问》等。他注目之重点与戴氏有别，戴虽遍注古算经，而自著之历算书，仍主宗西法，钱氏则专以提倡中法闻名。咸丰年间著名的历算家罗士琳对钱氏推崇备至，谓“宣城（梅文鼎）犹逊彼一筹。”（注：《续畴人传》卷四十九。）要之，戴、钱以学术大师而精于历算，遂使这门学问成为积学之士必修之业，如孔广森、焦循等人，都著有天文、历算的著作。研治历算学对于促进考证方法的严密大有关系，因为研究数学、天文、历法，讲求充分的证据、严密的判断，训练了严格的归纳和演绎的方法，从而更能自觉地遵守实证研究的原则，力求排除主观臆测、穿凿附会、夸大其词的蹈空习虚的作法。诚如康熙年间历算家王锡阐所云：“其合其违，虽可预信，而分杪远近之细，必屡经实测而后得知。合则审其偶合与确合，违则求其理违与数违，不敢苟焉而已。”又云：“学之愈久则愈知其不及，入之愈深而愈知其难穷。……若仅能操觚而即以创法自命，顺心任目，撰为卤莽之术，约略一合，傲然自足，胸无古人，其庸妄不学未尝艰苦可知矣。”（注：分别见王锡阐：《推步交朔序》、《测日小记序》。）仔细体味这两段论述，则可知乾嘉时期历算之学受到学者的重视，其性质，实属自然科学方法与传统的文献考证之学的交叉，训练考证学者树立重客观、重实证的科学态度，反对无根据的臆测。钱大昕既以严谨的态度从事历史考证，他又在历算学上卓有建树，因此，逻辑方法的训练促进考证的严密，在他身上得到最有说服力的体现。近代著名考证学者王国维和陈垣，早年曾分别学习过物理学和近代医学，也同样证明了这一道理。
    钱大昕考证学的卓越成就，在当时即备受推崇。卢文弨恭誉他“品如金玉，学如渊海。国之仪表，士之楷模。”（注：《抱经堂文集》卷十九《与钱辛楣论熊方〈后汉书年表〉书》。）阮元更高度评价他：“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并恭誉他兼有“九难”。前二难，称赞他的品德；三、四难指其经学、史学的成就，做到“洞澈原委”，“订千年未正之讹”；从五难到八难，说他兼治天算、地理沿革、文字音韵、金石、官制等，均能“观其会通”，“考核尤精”；最后九难，称他擅长诗古文辞，冠于士林。“合此九难，求之百载，归于嘉定，孰不云然。”（注：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以阮元这样身兼大学者和封疆大吏、主持士林风气的显赫人物，如此称誉钱大昕在诸多学术领域均能“洞澈原委”，“考核尤精”，“求之百载而难得”，足见钱氏的学术成就和考证方法是如何令士林倾服。段玉裁也盛赞“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凡所著述，“中有所见，随意抒写，而皆经史精液”。（注：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
    20世纪考证学者景仰钱大昕的学术，继承他的治史方法，当然决不是简单的重复或模仿。惟其钱大昕的治史精神和方法代表了传统考证学的精华，所包括的基本原则和路数是任何从事考史工作者不能违背、也不能绕过的。他为本世纪学者打开了广大法门，使他们结合本世纪许多重要新史料的发现，结合他们面临的新的课题加以发展，而大显身手。钱大昕严密精良的考证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四项，都为本世纪学者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启迪。
    第一，实事求是，无徵不信。
    钱大昕治史，自觉地以“实事求是”为最高原则。他为“求真”而殚精竭虑，以数十年之精力，潜心于考辨史籍文字之错讹，地理、制度之误载，史实之歧异，目的即在恢复历史之“真”。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他自觉地做到了一不为古人所蔽，二不为门户之见所蔽，三不为主观看法所蔽。作为考证家，他重视最早出现的证据，认为古人的说法不应轻易否定，故说：“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己矣。”（注：《潜研堂文集》卷一六《秦四十郡表》。）但是如果后人的说法有确凿的证据，能驳正前人的误见，则毫无疑问要采用后人的正确说法：“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九“答问”。）这就避免了惠栋一派学者墨守“凡古必真”以定是非，而容易陷于胶固、褊狭、盲从的毛病。钱大昕又明确提出反对门户之见，反对主观臆测。他批评某些学者“性情偏僻，喜与前哲相龃龉，说经必诋郑、服，论学先薄程、朱，虽一孔之见非无可取，而其强词以求胜者，特出门户之私，未可谓善读书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五《严久能娱亲雅言序》。）他要求自己做到：择善而从，非敢固执己见”。又强调致力于考异证误的工作，目的在于存历史之真和事实之真：“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注：《廿二史考异》自序。）
    钱大昕在《廿工史考异》中汇集的考证成果，按条列出，形式上接近于琐碎。实则他所考之异，无论是校勘文字错讹，或订正史实、地理、典章制度记载的舛误，都是长期读书思考所得，引证大量材料而审慎得出的结论，在近于琐碎的形式下，寓含着渊博的学识和精良的方法，故被学者誉为碎金散玉，决千载之疑。例如，《汉书·地理志》是我国最早的关于古代行政区划和地理沿革的文献，具有极高的价值。但其中也有误载或难以理解的地方。钱氏运用记传表志互校，辨正了几个重要问题，直破千百年之谬。汉武帝新开河西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的确切年代，是西汉历史上关系不小的问题。《汉书·地理志》记载云：“武威郡，故凶奴休屠王地，武帝太初四年开”；“张掖郡，故凶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开”；“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年，分酒泉置”。而据《武帝纪》所载，四郡设置时间均与《志》不同。《纪》、《志》之所载，必有一是一非。钱氏根据周密的考证解决了这一问题。武威、张掖两郡，《志》中明言故凶奴王地。钱氏引证《武帝纪》所载：元狩二年，“秋，凶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馀人来降，置王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据此，《纪》已明言此二郡设郡时间为元狩二年，因昆邪王来降，以其地置此二郡，此于事于理均相符合，无可怀疑。钱氏再引证《武帝纪》元鼎六年载：“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馀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郡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据此，钱氏进一步考证张掖、敦煌二郡设置时间应为元鼎六年。并认为：“敦煌为酒泉所分，则张掖必武威所分矣。四郡之地，虽皆武帝所开，然先有武威、酒泉，而后有张掖、敦煌。以内外之词言之，武威、酒泉，当云‘元狩二年开’；张掖、敦煌，当云‘云鼎六年分某郡置’，不必云‘开’也。昆邪来降在元狩间，而《志》以为太初，张掖乃武威所分，而《志》从张掖属元年，武威属四年，皆误。”（注：《廿二史考异·汉书考异二》。）河西四郡设置时间及先后关系长期存在的疑问至此冰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