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由于时代、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学派林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关于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从19世纪初开始，江藩、阮元、方东树、龚自珍、戴望、康有为、章太炎等，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对清学作过了系统的或片断的论述。20世纪初，章太炎的《訄书·清儒》，被认为是近代学者系统讨论清学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具有开先河意义。而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样被认为对清学史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作为与他们同时代的学者刘师培，在研究清学史领域成绩斐然，著有《近儒学案序目》（1904/12）、《南北考证学不同论》（1905/3-10）、《近儒学术统系论》（1907/5）、《清儒得失论》（1907/6）、《近代汉学变迁论》（1907/7）等多篇论著，却因政治上的失足而淹没不彰。在论及近代清学史研究之时，刘师培极少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旨在全面整理刘师培研究清学史的学术成就、学术渊源及学术影响。这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刘师培的学术成就，而且还有助于还原近代学术史的真实面貌。
    一、清学的渊源与流变
    20世纪初，刘师培不管在政坛还是在学界，都是一位相当活跃的人物。当时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满清帝国益倾将倾之际，革命浪潮波涛汹涌，而刘师培此时还是位极为激进的革命者，所以兼革命者与学者双重身份的刘师培论述清学，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排满革命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题，因此刘师培为了排满革命的需要，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讨论清代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刘师培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仅从政治角度讨论清学，而且还从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角度，论述清学的渊源与流变，提出了一些颇具见地的学术观点，从而奠定了他在近代清学史研究中的地位。
    在刘师培与章太炎交恶之前，他们俩不仅是革命的志同道合者，而且还是学术上的知音。章太炎发于1902年的《清儒》，显然是刘师培从事清学史研究的起点。他汲取了章太炎的一些学术观点，但是他没有囿于章太炎的学术阴影，而是勇于突破章太炎的学术藩篱，开辟一片新天地。在《清儒》中，章太炎对清代二百余年的学术变迁作了系统的总结。他认为清乾嘉考证学的出现，源于清代统治者的反智倾向和愚民政策，“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这种看法成了从外缘性因素讨论清代汉学产生原因的经典论述。把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对两派的治学风格也作了精辟扼要的概括，“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由于“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衍”，于是有攻击汉学的桐城派出现，有喜言“导议可怪之论”的常州今文学派出现，有调和汉宋以求名的陈沣出现。（注：参见钱钟书主编，《訄书》初刻本重订本，重订本《訄书·清儒第十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章太炎虽然对清学的演变作了宏观考察，但是对清学的主潮--汉学，论述过于粗糙，还没有认识到汉学自身内在的演变逻辑，而刘师培对此却有更为高明的论述。
    刘师培从学术内在的演变逻辑出发，把清二百余年学术变迁划分为四个时期：一、顺、康之交的怀疑派时期，二、康、雍之间的征实派时期，三、丛掇派时期，四、虚诬派时期。他认为，“顾氏之于音韵，张氏之于《礼经》，臧氏之于故训”，对于汉学“均有创始之功”，而非汉学之萌芽。“汉学初兴，其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易图明辨》，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毛奇龄的《四书改错》，万斯大的《学礼质疑》，怀疑派这种群起而辨伪指谬，使宋学“失其依傍”，动摇了宋学权威的基础。由怀疑而入求真一途，“始也疑其不可信，因疑而参互考验，因参互考验，而所得之实证日益多”，于是求真征实蔚为风气，风靡学界。“及江、戴之学，兴于徽、歙”，博征其材，约守其例，可谓“无征不信”。汉学既昌，精华已竭，后学者只好转相仿效，摭拾旧闻，不得不出于丛掇之一途。丛掇之学又一分为四：据守、校雠、摭拾、涉猎，“此四派者，……然所得至微，未能深造而有得，或学为人役以供贵显有力者之求”。嘉、道之际，从事丛掇之学的学者大多出身文士，而文士一般都杂治西汉今文学，旁采谶纬，以为高名，所以刘师培称之为“虚诬派”。刘师培认为汉学最初由怀疑运之于实而至于虚，体现了汉学本身的发展演变过程，强调了学术的内在动力。他还从学与思关系的角度，概括了不同时期的学术特点，“怀疑学派，由思而学，征实学派，则好学继以深思。及其末流，学有余而思不足，故丛掇学派，已学而不思。若虚诬学派，则又思而不学”，这种看法颇具新义。刘师培以拓疆建邦为比喻，说明汉学由拓荒而昌盛至衰微转变的必然发展过程。（注：参见《近代汉学变迁论》，《遗书·左庵外集》卷九，《刘申叔遗书》，影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简称《遗书》，本文所引刘师培著作均来自《遗书》。）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把清学分为四个时期：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常为学者所征引。但是若仔细比较研读刘师培的《近代汉学变迁论》，似乎可以寻找到二者存在学术采鉴关系的蛛丝马迹。梁氏认为在启蒙期，重要人物都用力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因此这时期的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梁氏所谓的“破坏”内涵，不就是刘氏所说的“怀疑”吗？启蒙期相当于“怀疑派”时期，而且二者对该时期的学术评价也很类似，刘氏认为怀疑派，“虽穿凿之谈，叫嚣之语，时见于经说之中，然不为俗说所迷，归于自得，不得以采掇未纯，而斥之也”；在全盛期，梁氏认为破坏已告终，那么“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刘氏把该时期划为“征实派”时期，对这种研究方法概括为“先立科条，纲举目张，同条共贯，无征不信”，这不正是研究方法“日以精密”的表现吗？而在蜕分期，梁氏喻为“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这与刘氏的“拓疆建邦”之喻有何异？在蜕分期，“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梁氏从“破坏”入手，又归之于破坏，与刘氏的“由怀疑运之于实而至于虚”的观点颇为相似。（注：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论时代思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发于1920年10月，而刘师培早在13年前就发了《近代汉学变迁论》（1907/7），当时原载于《国粹学报》。刘师培在20世纪初实为名躁一时的人物，梁启超应该看过刘氏著作。然而在梁启超的相关清学史研究著作中，却只字未提及刘师培，不免令人疑惑，同时也使人惊叹于刘师培学术眼光之敏锐。（注：关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刘师培的清学史著作存在学术采鉴关系，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周予同先生。他说：“梁氏两书取之于章氏（章太炎）、刘氏（刘师培）的著作”，可参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0页。）
    “甘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又作《宋学渊源记》，以详近儒之学派。然近儒之学，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江氏均未及备言，则以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也”。江藩此二书，虽是最早试图系统整理清代学术的著作，但是其书一出即引起诸多批评。刘师培在此指出，江藩之所以没有清晰认识到清代学术的师承渊源，在于不明近儒学术的统系。周秦诸子虽然源远流分，但是都可以守一师之说，汉代说经也最崇家法，宋儒讲学必称先师。清儒虽然也是专门名家，但是“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学无常师，学术源流分合不定，自成风格。明、清之交，以浙学为最盛，“黄宗羲授学蕺山，而象数之学，兼宗漳圃；文献之学，远溯金华先哲之传，复兼言礼制”，此即“合异为同”，不立家派门户壁垒的治学取向。而传黄宗羲之学的人有数十人之多，万氏兄弟以史学见长，象数之学则传于查慎行，此即“析同为异”，旨在发挥个人学术专长；戴震之学出于江永，然后发挥光大，曲证旁通，以小学为基，以典章为辅，精通历数、音韵、水地之学，成为汉学皖派的开山大师。而其弟子则“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实学自鸣”：汪莱、洪梧传其数学；洪傍、汪有诰传其韵学；凌廷堪、程瑶田诸人传其礼学；段玉裁、王念孙诸人传其声音训诂之学；任大椿诸人传其典章制度之学。庄存与治《公羊》，喜言微言大义，兄子绶甲传其学，复言钟鼎古文。绶甲传刘逢禄、宋翔凤，均治《公羊》，黜两汉古文之说。翔凤复从惠言游，得其文学，而常州学派以成。龚自珍少闻段玉裁六书之说，继从刘逢禄游，也喜治《公羊》，而校雠古籍，又出于章学诚，矜言钟鼎古文，又略与常州学派近。所以“今乃聚于二百年之中，师友讲习，渊源濡染，均可寻按，岂非风尚使然耶？”（注：参见《近儒学术统系论》，《左庵外集》卷九。）可见刘师培熟谙清一代学术的分合流变。因此刘师培才不满于江藩著作，讥其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为此刘师培曾在1904年著有《近儒学案序目》一文，准备效仿黄宗羲《明儒学案》之例，著《近儒学案》一书，希望“使三百年学术，稍有撤迹之可循耳”。（注：《近儒学案序目》，《左庵外集》卷十七。）令人遗憾的是，此书未成，难窥其学术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