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于1939年9月底赴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 1941年6月离开成都，赴重庆工作。在成都近两年时间里， 工作之余游览了郫县的望帝丛帝陵、温江的鱼凫城、双流的蚕丛祠和瞿上乡，并留意当地文献，很想对古蜀国的传说作一番整理。一经下手，便感到弄清古蜀国与中原的关系是关键的问题。先后写出《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秦汉时代的四川》、《〈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等文。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以上三篇集合成册出版，书名为《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收入《巴蜀史研究丛书》。
    先生本着求真的治史态度，批判前人求美的原则，在《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中，对有关四川的古史材料--爬梳，审查它们的真实性及推理的合理性。可以说，这是“层累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对四川古史的一次具体应用。此文原刊于1941年《三大学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1期。
    《〈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是将严可均所辑《全汉文》中扬雄的《蜀王本纪》，与常璩的《华阳国志》合读，比较两书记录古蜀故事的异同，说明前人整理史料的思想与方法的区别。此文作于1944年，刊于1946年《中国史学》第1期。
    《秦汉时代的四川》，是1942年应华西大学边疆研究会之邀作的讲演稿。文章根据《史记》、《左传》、《国策》等书记载，用通俗的语言把公元前5世纪至汉代蜀国与中原的关系做了系统的叙述。
    （一）
    照从前人的见解，从开天辟地到秦灭巴蜀，巴蜀与中原就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纬书《春秋命历序》、《洛书》说中国最古的帝王--三皇之一的人皇“出谷口，分九州为九囿”，《华阳国志》据此说“梁岷之域是其一囿”，是则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命历序》将开辟至获麟分为十纪，第七纪为循蜚纪，宋罗泌的《路史》说这一纪从钜灵代开始，“或云治蜀，盖以其迹躔焉”。号为蜀山氏的蚕丛、柏濩、鱼凫，《路史》引《丹壶书》在“因提之纪”，依照《命历序》的次序，因提为第八个纪，他们尚在有巢和燧人的前面。《路史》列太昊、女娲和炎帝在禅通纪，是十纪中的第九纪。罗泌把他们指实了地点：太昊伏戏氏生在“阆中俞水之地”，即今嘉陵江；伏戏女娲常游峨眉；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而生神农，即神农在梁州受胎。神农的子孙也建国在四川。在《海内经》中，祝融是炎帝的玄孙，“降处于江水”，罗泌说江水在朱提，即今四川宜宾县。《命历序》放在最后一纪的人物，从黄帝起。据《五帝本纪》，他没到过四川，褚少孙补《三代世表》说：“蜀王，黄帝后世也。”蜀王本来是“作于蜀”的，这样一来就变为作于中原而迁于蜀了。颛顼是黄帝之孙，《吕览》、《山海经》、《水经注》等许多古籍都记载他生于若水，《大戴礼记·帝系》说明因为他的父亲昌意被贬到若水，娶了蜀山氏女，他才生在那里。若水在哪里？《水经》所说即金沙江，《清一统志》取《汉书·地理志》说，即雅砻江。蜀山，《太平寰宇记》说在茂州，即今茂县。黄帝另一个儿子青阳，《帝系》说被贬到泜水，《荣县志》说泜水即湔水，今沱江。这样，昌意一支在原西康，青阳一支在四川，黄帝的版图何等辽阔！帝喾是青阳的孙子，照理也该生在泜水，他继颛顼为天子。即位后，常璩说他“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这些侯伯是谁？唐杜佑《通典》作了说明：“长曰蚕丛，次曰柏雍，次曰鱼凫”。这和罗泌据纬书对蜀山氏安排的时间差得太远了。
    五帝之后即是夏禹，他也生在四川。《史记》说“禹兴于西羌”。扬雄《蜀王本纪》说他“生于石纽”。后汉赵晔作《吴越春秋》谓“石纽在蜀古川”，宋徐天祐注指明在“茂州石泉县”，《帝王世纪》等书中有同样的记载。唐宋的茂州，即今茂县，与汶川县接界，那里近代还是羌人的居地，于是“禹兴于西羌”成为不争的事实。蜀山氏居茂县，禹又生于茂县，他和蜀山氏竟是同乡！据《尚书·皋陶谟》记，禹“娶于涂山”，常璩称“今江州涂山是也”，汉晋的江州县即今重庆市渝北区，涂山在今重庆市区的对岸。《水经注》也记“江之北岸有涂山，南有夏禹庙涂君祠”，这样看来，禹是生于蜀而娶于巴的。《六经》中直接记圣道王功的是《尚书》，有绝对尊严的地位，其中《禹贡》篇记的是禹分州定贡的大事业，所以说禹分九州是毫无疑义的了。篇中把秦岭以南定为梁州，说“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又“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甘肃、四川间的岷山，汉中的嶓冢山，雅安的蔡山蒙山，都给禹收拾过，可以种植五谷、安定人民。汉中的东汉水（漾），甘肃的西汉水，流到四川的嘉陵江（潜），川西坝子的沱江，以及长江，都给禹疏导过，可供灌溉与行船了。就这几件事看，四川全省和周围的名山大川，禹都整治过，功劳甚伟。《华阳国志》还说他治水后，“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治水成功，大会诸侯，巴蜀作为梁州的侯国参加了大会，所以巴蜀与夏王朝的关系实在不寻常。桀是夏代最末一王，《竹书纪年》说“后桀伐岷山”，可见他曾对蜀国用兵。
    商代四川和中原的关系怎样？在《论语·述而篇》中被孔子拿来比较的“老彭”，历来注疏家都以为是商大夫，他的籍贯被常璩毅然断定在四川，说“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古代史官是有学问的人，蜀人而作王朝的史官，可见蜀中文化的高超。古书中提到蜀和商发生关系的，似乎只有《华阳国志》这一句话。近代由于甲骨文的出土，从中发现了“蜀”字，讲商和蜀关系的多了起来。陈梦家《商代地理小记》说卜辞中的蜀，即是武王伐纣所率的蜀，但没太大的把握，说它约“在殷之西北、西南，决不若今日之远处边陲”。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将卜辞“回方”断为邛方，略当四川邛州市，据此进一步断定卜辞中的蜀即巴蜀的蜀。
    在卜辞中蜀是商的敌国，因而就容易做周的与国或属国。《尚书·牧誓篇》记载协同武王伐纣的庸、蜀等八国，都是西土之人，故历来注疏家都将它们定在四川和江汉之南。光绪四年《彭县志》根据《汉志》临邛有“濮千水”，即《华阳国志》所记的“布濮水”，把八国中的“濮”定在邛州，与蜀相距二三百里；“微”通眉，清代的眉州，今四川眉山县；“卢”，泸水戎，清代的马湖，今四川雷波县；“彭”在清代彭县。恨不能除庸以外的七国全在成都附近一千里之内。周武王和蜀国还有别的关系。《逸周书·世俘篇》有“伐蜀”的记载，可知武王不但带蜀兵伐商，而且克商后就派兵去伐蜀。武王克商不但得着川西七国和汉南一国（庸）的助力，而且川东的巴国据《华阳国志》说也踊跃从征，“歌舞以凌”。克商后，武王“以其宗姬封于巴”，周王的宗室做了巴人的君主。
    到春秋时，巴国东邻楚国，《华阳国志》记巴国向东向北四次举兵，胜了三次，知其兵力不弱。它是楚的与国，又是敌国。但这一时期蜀的史事反而少见。常璩认为这是由于蜀的北面给秦挡着，东边被巴扼住，以致不得出来，既不参加盟会，所以不见于《春秋》，这当是实情。他还认为在“周失纲纪”的春秋时代，“蜀先称王”，蚕丛、柏濩、鱼凫都是春秋时的蜀王，直到“七国称王，杜宇称帝”，这时始入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勘定虽和杜佑、罗泌们不同，然而更近情理。在《春秋》经传中，不是绝对没有蜀的记载，成公二年就有会蜀和盟蜀两事。鲁定公四年，吴王阖庐打败楚师，占据郢都。《吕览·简选篇》记此事，说阖庐“西伐至于巴蜀”。春秋末，在晋国六卿的政治斗争中，周敬王杀大夫苌弘，此事见于《左传·哀公三年》。《庄子·外物篇》进一步说“苌弘死于蜀”，明人杨慎则具体描述其“刳肠而死，蜀人以匮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玉”。《明一统志》更断定“周苌弘，资中人”。孔子的弟子商瞿，是传受孔子的《易》学的，杨慎说他即“商瞿上”，为蜀人。
    李白在《蜀道难》一诗的开头即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说明由于交通的困难，以致蜀和中原没有来往，古蜀的历史也只有蚕丛等传说而无法讲清了。但我们从顾先生在古代文献中所寻出有关巴蜀的记载来看，历代人士为秦汉大一统思想束缚，以为古代情形和后来一样，不肯说出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在古代是独立发展的，偏要设法把它和中原的历史混同起来，处处勉强拍合。一班修史的人难以考核，把这些假史料编进许多史书里。彼此纠缠，把人们弄糊涂了，古蜀国的真相再也看不清了。因此顾先生断然地说：必须先做一番彻底的破坏，才有合理的建设，整理蜀国的史事方可拨开云雾而见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