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于前人积了长时期、费了大力气“立”起来的四川古史传说系统，顾先生从材料是否真实、推论是否合理两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审查。
    记载人皇、钜灵等神话人物的谶纬诸书，始创于西汉末年而极盛于东汉之初，它们必然没有决定太古史事的资格。至于为何说钜灵“迹多在蜀”？大约蜀中是道教发源地，道士喜欢装点，在经论中写下许多他治蜀的故事。因此罗泌也怀疑，说“岂别有一钜灵耶”？蚕丛、鱼凫等蜀王的年代本不可知，《蜀王本纪》说从开明上溯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已够长了，罗泌为什么又把他们排到80万年之远？他只因《丹壶书》中已把蜀山氏列在因提纪了，若不遵照这个系统，十纪的编排就很困难。然而蜀山氏只空有一名氏，毫无事实可举，而有事可举的蜀王又只有蚕丛一班人，因此就把两方拼合在一块，蚕丛们就该在因提纪了。常璩杜佑们为何要把蚕丛们的年代移到帝喾之后，甚至移到周失纲纪时？只因若把蚕丛们放得太前，显见蜀中受中原文化的陶冶太浅，而五帝三王也不易和蜀中发生关系。现在把他们的年代移后，上面空着一大段就尽是五帝三王活动的空间了。罗泌在常、杜之后，为了维持自己的系统，于是就批评他们是“误”。可见为了顾全十纪的编排，蚕丛们便须拉到极远，为了顾全和中原的关系，蚕丛们又须拉到极近。《华阳国志》记开明帝始立宗庙，“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古代蜀帝以五色为庙号，这个五色帝和中原神话中的五色帝是怎样的关系？或中原的五色帝传到蜀国发生影响，或是相反，都不可知。须知古代知识阶级讲历史正同现代妇孺讲故事一样最易牵缠混搅。所以炎黄诸帝的故事如在四川生根发芽，可能竟是开明帝故事的遗留。褚少孙说蜀王是黄帝后世，如果不是开明帝的讹传，大概取法于司马迁说胡越都是禹的后裔。这是由于时代的需要而造出的人种一元论说法。
    颛顼和若水蜀山的关系很重要，顾先生虽不信其为真史实，却信为真传说。按古人对南方的知识颇少，而西方则较明白，看《山海经》、《禹贡》可知，大约是古代商路多往西的缘故。汉以前康藏间的商路已开展，又秦霸西戎，甘青间的山水便为人注意，《山海经》中多处记载昆仑山是河水、黑水、青水、弱水等河的发源地应是有根据的。所以若水、黑水等名称便被人们记住。颛顼是古人的一个偶像，于是随处被拉：西方的人说他生在若水；东方的人说他生在东海之外（见《大荒东经》）；南方的人说他生在南海之外（《大荒南经》）；北方的人说他生在西北海外（《大荒北经》）。所以从颛顼生于若水的记载里，至多只能知道当时人对于四川西部已有了一些认识，或那里的人对中原的偶像已想作拉拢，象近代云南的摆夷崇拜诸葛亮而已。《荣县志》举出许多青阳的古迹，并说“世有青阳族居，今裔犹繁”。清人张澍的《蜀典》曾举出许多姓青阳的人，可知青阳一姓确为蜀中望族。猜测其来历，青阳、昌意诸名恐都先由蜀中发生，后人替他们上边拉拢黄帝，下边拉拢颛顼，再附合了江、泜、若诸水名，传到中原，写上《山海经》，再写上《帝系》时它就成了古代的信史。之所以如此拉拢，大概因楚国出于颛顼和祝融，春秋时楚、巴交通较密，把楚祖传了进去，而巴为姬姓，相传黄帝也姓姬，就这样联合起来。但楚为芈姓是确定的，于是造出“黄帝之子同生而异姓”的话来（《晋语》），难题就解决了。
    禹的问题也是一个真传说而非真史实。禹是古代治理洪水为迫切需要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传说人物。战国时开发水利有发达的技术，整治水道有详密的计划，因此禹的偶像自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蜀中水利工程完备，是几千年来逐渐完成的大工程，这个工程在何时开头，禹的传说就会在那时到达四川，并发扬光大。《竹书纪年》载梁惠成王十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青衣水本是只经羌地的，自从战国水利工程技术入了蜀，导它入江，从此它就通了中国。魏国史官把它记载下来，可见这事震动了中原，当然也震动了蜀国和羌人。这一件事或许竟是禹的偶像传入蜀羌的主要原因。另外，《水经注》中有蜀王开明凿沱江的记载，由玉垒凿起，直到泸县入长江，行了1500里，比导青衣水还长，这个起点离禹所出生的石纽很近，更有激起这传说的可能。一班人心理总是贱近而贵远：开明是蜀王，地点和时代相去都太近，说起大禹其神秘性就非常浓厚，容易受到人们崇拜。所以禹生石纽的故事不是无因而至的，它正是疏导蜀水的大工程的反映。至于禹娶涂山之说，东汉人作《越绝书》，说涂山在浙江会稽；《水经注》否认了常璩等人说法，以为在寿春当涂，即今安徽怀远县东南。就禹的整个故事看，古籍中记“有崇伯鲧”、“崇禹生开”，崇即嵩，即河南嵩山。夏后启之母即涂山女，她生启在嵩山，证明嵩山区域是禹传说的大本营。据《左传》“四岳、三涂、阳城、大室”的记载，涂山应是三涂的简称，在熊耳山的东角。会稽、当涂和江州的禹娶涂山的古迹，都是秦汉以后人装点出来的。至于《禹贡》一篇，本是春秋末年以来，疆域迅速开拓、水利日渐发达的背景下，迁就了旧有的九州观念，到战国时形成的。其中梁州是古代巴蜀等国的土地。巴通于楚，春秋时已有记载；蜀通于秦，史书上最早的记载是秦厉共公二年（前475 ）“蜀人来赂”（见《秦本纪》等），秦灭巴蜀在惠文王后元九年（前316），两事相距近二百年。 这其间的交往中，秦人对巴蜀的山川、种族、物产逐渐了解，很容易写到《禹贡》中。秦灭巴蜀后，大量移民前往，知道那里的情形更清楚了。雍州是秦的本土，梁州是秦在秦岭以南新开拓的土地，因而《禹贡》之作就在秦灭巴蜀前后，这和禹并不相干。蜀中水利，是瑕阳人、开明帝、李冰、文翁一班人开发的，和禹亦不相干。
    桀伐岷山，当是《左传》“桀克有缗”的误文，《左传》和《竹书纪年》所记是同一事。缗岷两字有一字讹变的可能。《汉书·地理志》的山阳郡有“东缗”，颜注缗“音旻”。汉东缗县在今山东金乡县，故桀伐岷山者并非西征而是东讨。又《天问》有“桀伐蒙山”，蒙与缗、岷同纽通假。蒙山何在，注家未言。按《禹贡》有“蒙羽其艺”、《鲁颂》有“奄有龟蒙”、《论语》有“东蒙主”，都指山东蒙阳县的蒙山。因此不管是金乡或是蒙阴，都在山东而不在四川。
    老彭为蜀人，仅是常璩的话。他把老彭与彭祖混为一谈。且彭祖的古迹在江苏徐州的远较蜀中的多，实在是抢不去的。
    甲骨文中的蜀，不必是四川的蜀，甲骨文专家已有说法，应是商朝直接管辖的地方。不必为了一个“工”字就确定“回方”为“邛方”，因而定蜀为巴蜀之蜀，且从工的地名并非单有这“邛”字。
    至于《牧誓》八国，顾先生从整体上作了一番考察。根据《左传》和杜预注，庸、卢、彭、濮都在今湖北省西北角，楚国郢都之北，和河南陕西近，和四川云南远。而羌的大本营在今甘肃南部，从《后汉书·西羌传》可知。蜀的北境本达汉中，所以《蜀王本纪》记蜀王“东猎褒谷，见秦惠王”。髳，钱穆《古三苗疆域考》说即三苗，其疆域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微，《尚书·立政》记周公立政建官，先提到“夷、微、卢、烝”等，可见这个部族和周朝比较接近；《公羊》、《左传》又有“筑微（郿）”的记载，即陕西的郿县。这是褒斜道的北门，和汉中的蜀恰恰可联系在一起。如此看来，若以秦岭和汉水为界，庸、卢、彭、濮、蜀都在汉水流域，是南方的夷；羌、微、髳在渭水和河水流域，是北方的夷。周的势力在太王时已向江汉流域发展，这八种夷人大半住在那里，服属于周，所以武王可以领他们出征，断然与岷江或金沙江流域的人无关。至于《世俘》中新荒所伐蜀，应和卜辞中的蜀为一地，是商的都邑或属国，所以克商后一个月就遣将征伐它。再看出兵和得胜班师的日子来往仅六天，怎能远到四川去？武王伐纣带去的巴国之师以歌舞胜敌故事的由来，常璩自己在《巴志》中已说明了：原来汉高祖打天下时，他的部队中有賨民，“陷阵锐气善舞”。胜利后高祖夸他们，说他们唱的是“武王伐纣之歌”，显见得自己带的是王者之师；再把他们的舞蹈保存在乐府。反映到古史上，就真成了巴人助周伐商了。
    巴为姬姓，但未必如常璩所说为周武王所封。试看骊戎、鲜虞都姓姬，本身却是戎狄，正如申、吕、齐、许为华夏的姜姓而姜戎、莱夷却是夷狄的姜姓一样。本来华夏和夷狄并非种族的不同而是文化的差异。姬姜二姓关系最密切，姜即羌，姬姓大概本是羌族的一部分，后来自由发展，太王兴于岐周，武王做了天子，随他们的部族就成了华夏。那些不在这范围里的，没有受周天子的封建，也没有受中原文化的熏陶，仍是夷狄，但姓则是一样的姬。巴君到底是那一类姬姓，是不能随便断定的。
    鲁宣公末年，鲁、卫联晋抗齐，大败齐兵。齐的与国楚便联合郑、蔡、许诸国去侵伐鲁卫。鲁卫不敌楚，只得与楚讲合，这是“会蜀”的由来，这个蜀应在山东而非四川。《吕览》说吴王阖庐胜楚后，西伐至巴蜀，此事在《左》、《国》、《史记》等文献中均无记载，不足为据。周人杀苌弘于蜀的事，《吕览·必己篇》也有记载，开头一段完全抄自《庄子·外物》，一字不差，单单“苌弘死”这句却无“于蜀”二字。我们现在见到的《庄子》是晋郭象注本，而《吕览》作者所见乃战国本，说明这二字是后人妄加的。商瞿，《史记》说明是“鲁人”，杨慎只因为“瞿”字和瞿上的地名相同，说他是蜀人，然其所据《世本》和《文翁石室图》等未曾有“商瞿上”之文。
    由此可见，甲骨文中的蜀，其地在商王畿内。《逸周书》中的蜀，大约与甲文的蜀是同一地方。《春秋经》中的蜀，是鲁国都邑，在今山东泰安附近。《牧誓》中的蜀，固然与蜀国有关，但秦岭之南即是蜀境，依旧是汉水流域的蜀人而非岷江流域的蜀人。《禹贡》梁州固然指的是四川的大部，但这是秦灭蜀巴前后所作，不足以说明这以前四川和中原发生过怎样的关系。综合以上辨驳，顾先生认为，那些古代巴蜀史事的记载可信的实在太有限。最害事的是常璩根据谶纬以叙述巴蜀古史，罗泌根据谶纬和道教经典以建立全部古史。杨慎的有意作伪，这种态度最要不得。其次拾着汉高祖一句话就说巴师从武王伐纣，看了秦有巴蜀就把功业套在阖庐头上，古帝王个个拉到，微、卢八国也个个拉来，听到涂山就算禹娶，看到蜀字就说西川，虽由无意的错误，或出于虚荣心，也误事不少。其真有传说背景的，如青阳降居江水、颛顼生于若水、禹生于石纽，实亦无几，其起源亦迟。至于真的历史事实，则只有蚕丛等为蜀王，巴与楚有国际关系两点而已。由此顾先生的结论是：“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