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则是刘师培关注的另一位学者，作《戴望传》，把戴望视为在晚清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浙江德清戴望，中年好颜李之学，著有《颜李学记》，所以刘师培把戴望归入“习斋学案”，（注：参见《近儒学案序目》中的“目录”。）认为戴望学术与颜李之学一脉相传。他在《戴望传》中说：“自西汉经师以经术饰吏治，致政学合一，西京以降，旧学久湮。晚近诸儒，振兹遗绪，其能持立，成一家之言者，一为实用学，颜习斋、李刚主启之；一为微言大义学，庄方耕、刘申受启之。然仅得汉学之一体。惟先生独窥其全。故自先生之学行，而治之儒得以窥六艺家法，不复以章句名物为学。凡经义晦涩者，皆一一发其旨趣，不可谓非先生学派启之也。况复明华夏之防，菇口口之悲，蛰居雒诵，不欲以曲学进身，亮节高风，上跻颜李，岂若近儒诂麟经者，饰大同之说，以逞其曲学阿时之技哉。”（注：《戴望传》，见《左庵外集》卷十八。）戴望对今文经学的经义加以阐发，还洞晓华夷之辨，刘师培认为“曲学阿时”的康有为与戴望不能等量齐观。
    在清代汉学大师之中，刘师培最推崇戴震，“予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注：《东原学案序》，见《左庵外集》卷十七。）曾撰有《东原学案序》、《戴震传》。刘师培对戴震学术定位极高，“戴氏之学，先立科条，以慎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学立一说，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以辨物正名为基，以同条共贯为纬。论历算则淹贯中西，论音韵则精穷声纽。论地舆则考订山川。咸为前人所未发。而研求古籍，复能提要钩玄，心知其意。凡古学之淹没者，必发挥光大，使绝学复明。凡古义之钩棘者，必反复研寻，使疑文冰释”。（注：参见《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可以说对戴震之学评价至于无以复加的高度，当然桐城派对戴震的批评，在刘师培看来不过是“鄙儒之说，何损于东原万一哉”。（注：《东原学案序》，见《左庵外集》卷十七。）刘师培在他未完的《近儒学案》中，立有“东原学案”，而把吴派开山大师惠栋纳入东原学案的“别出”部分，显然刘师培认为惠栋学术成就不能与戴震相提并论，所以他的《近儒学案》没有准备专门立有“惠氏学案”，似乎从中可以看出刘师培的学术偏见了。（注：参见《近儒学案序目》中的“目录”。）由于刘师培、章太炎等国粹派对戴震学术的挖掘与推崇，戴震的学术价值才引起了学者的普遍重视，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与《清代学术概论》对戴震评价迥然不同（注：梁启超在《近世之学术》中言：“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而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却说，“《疏征》一书，字字精粹”，“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的一次大革命”，为“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及胡适著《戴东原的哲学》，应该说均受他们的影响。
    刘师培清学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应该有他的一席之地，不管他清学史研究以章太炎《清儒》为起点，还是其论学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们都不应该忽视他在研究清学史领域的诸多创获，对清代学术演变作了独特的阐述，提出并实践了新的学术命题，开拓了清学史研究的新领域，突显扬州学派的学术地位，这些都是章太炎所不及的。刘师培在讨论清学史时，注意到了对同一个对象作多角度分析，他往往从“变迁”、“不同”、“得失”视角论述清学，认识到了学术不仅存在空间上的差异，而且还存在时间上的区别。刘师培在清学史研究方面的学术观点都比较平实，少有激进之论，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晚清学林赢得了不同学派倾向学者的认同。刘师培对梁启超、胡适、钱穆的清学史研究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以说，他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否认刘师培在清学史研究领域的先驱者、开拓者地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