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以域分”学术命题的提出
    20世纪初，欧风美雨，西学东渐，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纷至沓来，对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刘师培前期是位极富开拓性的学者，对西学不像旧式文人那样，故步自封，排斥新知，而是积极研究与传播西学，他有诗曰：“西籍东来迹已陈，年来穷理倍翻新。只缘未识佶卢字，绉学何由作解人。”（注：《甲辰年自述诗》，《警钟学报》1904年9月11日出版。）刘师培虽然出身传统的经学世家，但是对“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注：冯自由：《刘光汉事略补述》，《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当时一些进步学者并不是为了学西学而学西学，旨在沟通中西学术，藉西学以证明中学，发扬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刘师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说道，“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风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兼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刘师培藉西学以论中学，虽然有牵强附会之嫌，但是其学术成就是有《遗书》可考的，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领域，著有《周末学术史序》、《南北学派不同论》、《两汉学术发微论》等。由于西学的引入，开阔了学术视野，刘师培提出了一些很有创新的学术命题，“学以域分”就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提出的。
    20世纪初，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传入中国，曾风靡一时，很快被学者所吸纳，藉以讨论中国学术。“初，大湖之滨，苏、常、松江、大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喜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其流风遍江之南北。惠栋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及戴震起休宁，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据而无温藉，不便文士”，（注：《訄书·清儒》。）章太炎从地理环境角度讨论清学，认为汉学与桐城派势不两立存在地理环境的必然性。刘师培推而广之，藉以讨论整个中国古代学术史，关于清学部分，著有《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刘师培认为，“盖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滋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注：《南北学派不同论·总论》。）注意到了“习尚”与“风土”的内在联系。刘师培把明、清之际以来近三百年错综复杂的学术源流，一分为南北两支。南学又分为二派：（一）以黄宗羲、万斯大、毛奇龄、胡渭以及吴越之地的蔡德晋、朱鹤龄、吴鼎、俞汝言诸人，为一派；（二）把杭世俊、全祖望、臧琳及东吴惠氏、余萧客、钱大昕、王鸣盛、池星衍、洪吉亮、邵晋涵、袁枚、赵翼归为南学另一派。而对于北学，“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与江南殊，故所学亦与江南迥异”，先有梅文鼎，精推步之学，后有戴震之学，“实事求是，以实用为归”。戴震死后，皖南学者，各得其性之所近，以扬州为最盛，有高邮二王、高化任大椿、仪征阮元、甘泉焦循、凌廷甚，刘文淇诸人，“盖乾、嘉、道、咸之朝，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莫之与京焉。遂集北学之大成”。刘师培还把南北之学的差异归纳为三点：（一）吴中学派传播越中，于纬书咸加崇信，而北方学者鲜信纬书；（二）徽州学派传播扬州，于礼学咸有专书，而南方学者鲜精礼学；（三）北人重经术而略文辞，而南人饰文词以辅经术。最后刘师培指出，“今观于近儒之学派，则吴越之儒，功在考古，精于校雠，以博闻为主，乃深芜而穷其支叶也；徽扬支儒，功在知新，精于考据，以穷理为归，乃简约而得其菁英者也。南北学派，与昔迥殊，此固彰彰可考者矣。”
    刘师培不仅认识到学术因空间地域而有所不同，而且在时间上也存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自是以后，江北皖南，……然精华既竭，泄发无余，鲜深识玄解，未能竞胜前儒”，南北之学的流弊不断暴露，所以才导致常州今文学的兴起。虽然“学以域分”，但是地域性的学术不是完全封闭的，它们之间也存在学术交流、交汇与趋同，互相影响，刘师培说清儒“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正反映了不同学术之间的互动，并非铁饼一块。当常州今文学大兴之时，江北学者：包慎言、刘恭冕、庄棫、均治《公羊》，“此南方学派输入江北者也”；同样也有江北之学输入南方的，主要有两派：以陈寿祺、陈庆镛等人为代表的闽中学派和以金鹗、黄式三、俞樾、孙诒让为代表的浙中学派。（注：参见《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刘师培把多样化的学术，一概按地理区分为南北二派，不免很失欠缺，然而注意到地理环境对社会习尚和学术分布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并没有把地理环境看成决定性因素，《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序》、《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叙》，都有批评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文字。刘师培提出了“学以域分”学术命题，并且贯彻该命题著有《南北学派不同论》，应该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后来学者探讨中国学术文化史，无不论及地理环境对学术文化的影响，如冯友兰，谭其骧等学者对此都有专论，可见刘师培“学以域分”学术命题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影响了。
    三、整理与研究扬州学派的学术群
    刘师培作为晚清扬州学派殿军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刘师培本人也意识到了他的学术使命，对于先辈的学术崇敬有加，以此勉励自己，“未冠即耿思著述，服膺汉学，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居”。（注：尹炎武：《刘师培外传》，见《遗书》。）由于学术上的亲缘关系，倍增刘师培追述他的学术先哲的学术兴味。在刘师培相关清学史论著中，没有较为系统地论述过扬州学派，但是写了不少关于扬州学人的传记、题跋等，那也只是零星的片断罢了。即使在那部未完著作《近儒学案》，根据《近儒学案序目》的“目录”，所提供的线索来分析，刘师培没有计划专门立有“扬州学案”，而只立以朱泽沄、王懋竑、刘台拱为代表的“宝应学案”，把后世学者公认为扬州学派中坚力量的阮元、焦循、凌廷堪、汪中、王念孙纳入“东原学案”。这固然说明了扬州学人学术师承复杂，难以划分，但是更重要在于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扬州学人作为一学术群体，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地位。章太炎讨论清代学术时，也只提吴、皖两派，而把扬州学者分别于两派之中，如焦循、王念孙、王引之入皖派，李惇等则归入吴派。（注：《訄书·清儒》。）刘师培之所以没有专立“扬州学案”，可能受到章太炎的影响。尽管如此，刘师培还是一直致力于发扬扬州学术为自任，整理与研究扬州学人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治学方法，凸现扬州学术在清学史中的地位，作了许多工作。可以这样说，刘师培是研究扬州学派的先驱者，正因为他的努力，才使扬州学派引起了研究清学史学者的重视。
    扬州学派作为一个地域性学派，因其学派主要成员都系扬州府籍而得名，其空间涵盖面包括乾嘉时期扬州府所管辖各州县学者，但是当时著名学者都出在扬州府治所在的甘泉和江都二县，及其北边的高邮州、宝应县，以及南边的仪征县。乾嘉之际，扬州是江南最为繁华的商业城市。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繁荣，一时著名学者，如戴震、惠栋都聚会于扬州，著述讲学，使扬州之地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治学风格，既有皖派弟子也有吴派弟子，和平共处，相互影响。“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以扬州为最盛”，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阮元、凌廷堪、焦循，都是戴震之学的嫡系。同时刘师培还指出，“自阮氏以学古跻显位，风声所树，专门并兴。扬州以经学鸣者凡七八家，是为江氏之再传”。（注：参见《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扬州学派吸取吴、皖两派的治学门径，但是更多地倾向于皖派，与戴震之学一脉相传，“戴先生之学，……惟扬州之儒得其传”，（注：《戴震传》，《左庵外集》卷十八。）基本上沿着皖派的治学路径而发展形成的。扬州经学之所以兴盛，导源于扬州学者的学术宽容学风，“焦、阮二公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注：《扬州前哲画像记》，《左庵外集》卷二十。）吴、皖两派学者都可以在扬州讲学，而且与古文学不两立的今文学也有立足之地，江都凌曙治《公羊》，“时魏源、包世臣，亦从游江淮间，士承其风，间言经世”。（注：参见《近儒学术统系论》，《左庵外集》卷九。）所以南桂馨才这样说道，“扬州诸师实系天下朴学之一线，主古文者有之，主今文者有之，风雨晦明，彼此推邑，各自成其述作，而家法井然不淆，初不谓有此即可以无彼也，文达之教然也”。（注：《遗书·序六》。）刘师培对扬州学派反对墨守、主会通的学风，可以说“心领神会”，多次说到要做“通儒”，鄙斥“仅通一经，恪守家法者，小儒之学也”，认为“通儒”实为“旁通诸经兼取其长者，通儒之学也”。（注：《群经大义相通论·公羊荀子相通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