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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关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这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伟]大农民暴动，到今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数不清的事实，证明了自义和团暴动失败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国际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的迫害，有加无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简直达到了绝顶猖狂的时代。最近竟公然武装侵略我们的台湾并轰炸我们东北的领土，妄想和五十年前一样，再来一次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与大洗劫。五十年前的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带着狭隘与落后性的，这是在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时农民革命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他之陷于失败的悲剧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现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已经是不可欺侮了，已经有能力来清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血账。”“清算帝国主义的血账，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为了清算这一笔血账，我们把义和团的史料重新公布出来。我们希望这些血淋淋的史料，会提起读者对义和团的回忆，会帮助读者从历史上去认识帝国主义，会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8、关于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一次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临时约法，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奠定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此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道路，功绩是辉煌的，意义是重大的。”“由于当时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有它的软弱性，领导革命不能彻底，以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革命的果实反被北洋军阀篡窃，既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也并未完成。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这一套资料丛刊计10种64册，共约2300余万字。（9）它们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首先是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海内外的研究者们深受其惠，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利用价值。但这套资料丛刊的编选，依然有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比如说。《鸦片战争》资料中，编者们对选自清人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中《林文忠公事略》的材料，就作出了自认为是必要的删节――将林则徐根据自己谪戍新疆时的亲身经历而对后进们所作的提防俄罗斯侵略的几句谆谆告诫给删略了。（9） 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三年多方告一段落的有关分期问题的大讨论，三联书店还为此出版了讨论专辑。（10）据作者自己说，所谓分期问题。“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约八十年间的历史应如何细分为若干阶段，若干时期的问题”。究其本意，是想解决对相关历史的叙述体系和内容结构的问题，以克服近代史中“政治史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的缺点。而据作者的分析，这种缺点的产生，虽然有种种其他原因，但与既有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中在逐一叙述若干重大事件时类似于“纪事本末体”的体裁很有关系，“因为在近代史中，如果只选取突出的大事件来做叙述的主题，就会很容易弄到眼前只看见某一些政治事件。” 但从讨论的结果看，作者的这一初衷似乎并没有真正达到。因为作者在批评近代史中政治史占了极大比重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并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中曾出现过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即太平天国为第一次，甲午战争以后到义和团失败为第二次，辛亥革命为第三次。学者们的讨论尽管在具体的分期问题上见仁见智，甚至各不相让，但却基本赞同了以阶级斗争作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论。由此也可看出，这场分期问题的讨论之所以重要，本不在于具体时段的划分，而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结构性诠释体系，提出了一个统系全局的纲。至此，中国近代史的新的结构体系已趋于完备和成熟，不仅依旧是以晚清政治史为基本框架，而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史的味道更加浓郁了。“八大事件”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三大高潮”所取代，而是从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故而，人们往往将“两大矛盾”、“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相提并论，并以此作为对这一体系的概括。 到了60年代初，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些按照新体系编写的教科书陆续问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4册。《中国史稿》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编的一部历史著作。其中的第4册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也即近代史部分（1840―1919年），由刘大年负责组织近代史研究所的有关人员编写。《中国史稿》第4册力图克服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叙事类似于纪事本末体，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的缺点，决定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仅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文化发展；不仅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郭沫若曾盛赞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写得扼要、明确、流畅，有吸引力。反帝、反封建的一条红线，像一条脊椎一样贯穿着，这是所以有力的基本原因”（11）。这部书当时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也多，是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 在专史研究中，则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和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最为深入（由于相关研究都已有专题论述，这里不作细述）。 50年代初出版的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还是一种大跨度的研究，晚清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50年代末出版的丁名楠等集体编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系根据当时所能找到的材料，对晚清时期各主要资本本义国家“压迫中国，反对中国独立，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加以综合叙述”（12）。但此书所侧重的还是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是晚清政治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但也只是在新中国才具备了深入研究的条件。由于农民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力量，作为旧式农民战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下文表1是笔者据《历史研究》创刊后40年间发表的有关晚清政治史论文所作的分类统计。从中不难看出，在1966年以前所发表的论文中，有关太平天国的竟占到58％，远超过占第二位的辛亥革命（占19％）。 政治史和人物研究有着不解之缘。政治史是历史的基本框架或主要内容，而政治史的一个显著的重要特点，就是离不开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如果说晚清历史是一个大舞台，凸显的前台就是晚清政治史；而活跃于前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由于“文革”前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色彩日益加重，对晚清人物的研究有着过于偏重革命营垒的倾向，而对统治阶级也即所谓反动营垒中人物的研究则是很不够的。笔者据《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13）所搜集的材料进行了一番统计：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在国内各主要报刊（含高等院校学报）发表的有关晚清人物（有些已跨到民国时期）的论文、资料中，篇目最多的是关于孙中山的，计453篇，其中“文革”前发表的就有422篇，且以1956年最为集中，也即其诞辰90周年的前后。其次是有关李秀成的，计306篇，主要集中于1964和1965年，也就是成本禹借《李秀成自述》发难，攻击其为“叛徒”以后。位居第三的是章太炎，计137篇，各时期都有，而主要集中于1974―1975年间，也就是“评法批儒”高潮时期，这是因为他在此期间被“四人帮”封为“法家”的缘故。其他篇目在20篇以上的晚清人物依次如下（按篇目多少为序，括号中为论文或资料的篇目数）：洪秀全（93）、秋瑾（70）、龚自珍（62）、林则徐（58）、石达开（56）、梁启超（52）、严复（50）、康有为（45）、魏源（41）、谭嗣同（40）、詹天佑（38）、杨秀清（36）、陈玉成（29）、曾国藩（22）、袁世凯（22）、张謇（22）、李鸿章（20）、洪仁？（20）。 这其中，詹天佑并不是政治人物，而是由于他对铁路事业的贡献；龚自珍主要是因其诗文；张謇则是由于他兴办实业的活动。若除去这三人，则太平天国人物占了多数。在晚清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排名都很靠后。另外，晚清大吏中，以兴办洋务著名的张之洞有19篇；而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左宗棠，竟然（14）徐立亭、熊炜编：《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版。只有4篇，其中发表于“文革”前的只有1篇（其他3篇均发表于1978年与1979年）。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1966年以后，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左”的路线越演越烈，正常的历史研究几乎已无法开展，值得一提的只有晚清时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至于在1967年为配合批判《清宫秘史》而形成高潮的赞颂义和团、红灯照的文章，为配合“批林批孔”而陆续发表于1974―1976年间的有关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文章，都已不属于严肃的历史研究的范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