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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尤其是孙中山的研究继太平天国后成为新的热点，这跟学术界与国外及台湾地区学术交流的加强也有一些关系。除报刊论文外，还出版了一些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3卷本《辛亥革命史》，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4卷本《辛亥革命史稿》等。 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深入，洋务运动的研究也开始“热”起来，对研究对象――洋务运动本身的评价也逐步升高，如一些研究者提出洋务运动是进步运动，有着爱国的倾向和抵制外侮的作用，它对中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此，在本质上，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等等。上面提到的新的主线说，也即“三个阶梯”说，与“洋务运动热”是密切相关的。 对于晚清政治史中的若干专题研究，因头绪较多，不再一一细述，兹据《历史研究》所载论文的情况，列表分析如下： 表1《历史研究》所反映的晚清政治史各专题研究状况（1954―1993年） 据《〈历史研究〉目录索引》整理。按：1954―1983年的索引原系按专题排列，1984―1993年的索引则系按时期排列。现已尽可能地作了归并，以利对比。 《历史研究》自1954年创刊，1966年停刊，1974年复刊直至今天，虽有月刊、双月刊的反复变化，但其研究论文的容量还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可用来进行一些比较。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研究〉目录索引》中，无论是专题或是按时期划分，上表都有一些论文不属于或不纯属于晚清政治史的范围。本表的统计中只剔除了那些明显不属于政治史的论文。 首先，有关晚清政治史论文的总量略呈上升趋势：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约12年，发表有关论文113篇；1974年复刊至1983年的10年，计发表121篇；1984年起的新10年，计发表135篇。 其次，各专题篇目数量变化明显。 两次鸦片战争：在三个时期均非热门，但在1984年后略多，呈上升趋势。 太平天国革命：由“文革”前的第一热门（几占总数的2/3）逐渐转冷，1984年后退居第三（已不足1/7）。 洋务运动：由冷转热，由“文革”前的最末位，逐步上升，1984年后已跃居第二（1/4强）。 戊戌变法：热―冷―热，除“文革”期间一度受冷遇外，稳定在11%左右（1/9）。 义和团运动：始终未能成为热门。 辛亥革命：稳定上升，由“文革”前居于第二（但只占1/5），上升为第一位（近2/5）。 帝国主义侵华：居于末位。由于有些论文已归并到各相关时期，这里主要是属于总论或按边疆地区分类的部分。但其在“文革”期间显然曾“热”了一下，这与当时反对社会帝国主义霸权的政治背景有关。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政治史、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我们可以大略地将其归结为“三多三少”或“三弱三强”，即：在整个近代史的研究中，政治史的研究相对减少变弱，其他专史研究相对增多增强；在近代政治史领域的研究中，热点也在逐渐后移，即移向中华民国上的研究，晚清史的研究相对冷寂；在晚清政治史本身的研究中，对革命运动、革命者的研究减少，而对统治阶级、统治集团人物乃至晚清政治制度、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演变等的研究得到增强。应该说。这些部是很正常的现象，是研究深入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在研究中，也曾一度出现过一些不和谐音。主要是一些研究者在价值取向上逐步趋向文化保守主义实即政治的保守主义，从而反对近代史上的一切革命。就晚清政治史的范围来说，认为不但太平天国、义和团，甚至辛亥革命都搞错了，弄糟了。对统治集团中的人物，有的研究者并不是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而是做起“翻烧饼”式的翻案文章。如对曾国藩，说是要推翻范文澜加给曾国藩的污蔑不实之同，“所谓曾氏是镇压革命力量的刽子手的罪名难以成立”，“曾国藩不但没有‘卖国投降’，而且显示了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爱国情怀”，等等；又如对李鸿章，不赞成将其一概骂倒，因为不论是其他什么“鸿章”上台都无法避免他的命运，这当然是对的，实事求是的，但有的研究者说，看完了李鸿章的全部材料，几乎找不到他的一条缺点，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但不管怎么说，目前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呈现出的多样性甚至某种不确定性本身还是一件极为可喜的事情。从论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无比正确和必然性，转而“翻烧饼”，进而再平实地研究和叙述历史，这是认识上的飞跃。历史学本是一门求实的学问，即使不用某种分期或叙述体系，只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照样可以把历史解说清楚的。 一位智者说过：“某些事件只走一条路，并非因为它们不能走另一条路，而是因为它们绝对不可能倒退回去。”（20）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某些历史事件有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结局，并非说这就是必然的、不可变更的，而恰恰在于我们已不能倒退回去。人们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人类今天的活动将把我们自己引向何处，现代的人们也未必能确切地知道。近代史的研究将因这种不确定性而常新，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必将因近代史的常新而常新。这并不是说，晚清政治史如什么“大饼”或“大钱”之类可任意翻转或随意排列，而是说它可以不时地凸现出它先前不为人知或不为研究者所重视的某些方面，如此而已。 注释： 本文写作中，参考了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见其所著《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及崔志海《1998年晚清政治史研究状况报告》（未刊稿），特此致谢。 （1）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新建设》创刊号（1949年9月8日）。 （2）参见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中国妇女》1956年第8期。 （3）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4页。 （4）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1358页。 （5）毛泽东：《人民英雄水垂不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页。 （6）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594页。 （7）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595页。 （8）按：以下引文均摘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各种资料的“序言”、“叙例”或“题记”，不再一一注明。 （9）按：这套丛刊中的另一种《第二次鸦片战争》（计6册约250万字）迟至1979年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0）按：被删略的有关记载是：“时方以西洋为忧，后进成就公请方略。公曰：此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然是时俄人未交中国者数十年，闻者惑焉。”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6册，第263―267页。 （11）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12）郭沫若：《致刘大年》（1962年8月26日）。 （13）见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弁言”（1957年12月），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14）徐立亭，熊炜编：《中过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版。 （15）参见刘大年为张海鹏《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所写的序言。 （16）胡绳：《从鸭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7）语见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第116―117页。 （18）语见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1―22页；并参见姜涛《“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新释》。1986年6月18日《光明日报》。 （19）见刘大年为张海鹏《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所写的序言；并参见刘大年《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125页。 （20）马丁·加德纳：《灵巧的宇宙》，转据伊·普里戈金《从混炖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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