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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后，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开始“拨乱反正”，并得到前所未有的新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当然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历史的形成（到目前为止的50年已远远超过民国史的38年），越来越多的人赞成1840―1949年的历史为统一的中国近代史。也正因如此，晚清史虽然仍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作为清代史之组成部分的固有属性已愈益显露，与清代前、中期史的联系也有所加强，而与民国史的区分愈益突出了。有意思的是，以前在讨论近代史分期时，参与讨论的学者们或是尽力避免以清王朝被推翻的时间作为分期的节点，或是虽用作节点也只提辛亥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的上台而绝口不提清帝的逊位，现在却成了心照不宣、不证自明的自然的分期依据。90年代初陆续出齐的10卷本《清代全史》（王戎生主编），已正式将晚清史纳入其体系之中，其中的第7、第9两卷为晚清政治史的专卷。范文澜编写、蔡美彪等续编的《中国通史》（10卷本），本撰写到清代嘉庆朝为止，现也决定续撰晚清史部分，并可望在1999年底之前完稿。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卷中，根本就没有《中国近代史》的位置，而是将有关内容分别纳入《清史》（下）和《中华民国史》的门下。 但中国近代史依然有其存在的根据，晚清政治史也依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理很简单：人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昨天和前天，对所见所闻和所传闻之事依然有着足够的兴趣，而晚清离我们毕竟还不够“远”；更重要的是，自18世纪末叶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曾经落后的西方（西欧、北美再加上后起的实际上位处东方的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地区，而这一基本态势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迄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同是晚清史，从近代史的角度与从断代的角度的研究是有区别的。从断代的角度看，晚清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已是巅峰过后的下坡，是“盛世”之后的“末世”、“衰世”，是其一步步走向衰亡的“没落史”、“衰亡史”。而“近”本身却是相对干“今”而言，从近代史的角度审视晚清史，研究者着眼于现实，更看重的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新的力量、新的因素的形成与发展。正如刘大年所指出的：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应该反映时代发展中人们需要知道的与现实相关的过去。如果不这样去做，那就很像有人说过的，“他们是在回答谁也没有问过他们问题的聋子”。（15）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晚清政治史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随着一批研究单位乃至高校相关学科专业的恢复和创建，随着有关学术刊物的增多，随着各种大中小型学术会议的召开，学者间的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得以发表和出版。这些论著中，有一些是“文革”前就已写就而由于种种原因积压下来的，新撰写的论著中，也有一些是“文革”前就已有所研究积累的成果。 在这些论著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册1978年出版，第2、3册1984年出版），是一部具有近代通史性质的著作，它的前身就是《中国史搞》第4册，该书大体采用了原有的框架，对这一段历史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看法，但通过大量史实的补充，强化了《中国史稿》第4册的那些基本观点，克服了原书“有骨头无肉”的缺憾。而且每一个时期各有总评，成一家之言。可惜的是，此书只出了前3册，叙述的内容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订立，比原计划写到1919年五四运动少了近20年。但它对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60年历史的叙述已较为完备了。 胡绳于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则是按照作者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编写的。在这部新著中，他借用了章太炎在1906年所说的“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的机智提法，重申了自己的论点： 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不过“秀才”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16） 胡绳还在“序言”中强调：“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进步潮流。”胡著确系大手笔，“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17）然而这部著作也继承了作者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中过分强调“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共同镇压革命的原有观点，不加辨析他继续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即中央和地方同心协力镇压太平天国）错误地理解为与外国侵略者“同心灭贼”，同时也继续将慈禧太后于1900年6月的对外宣战，“几乎描写为极其机智地借刀杀人的恶毒策略”（18），这就多少削弱了该书应有的力度。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扩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加之与海外的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近代史既有的体系也受到了冲击与挑战。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是政治史甚至只是革命史的状况，对现有的框架模式与相关的结论，也试图予以突破。首先是在理论方面的探讨，集中表现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的不同看法。1980年，有文章提出用“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来表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由于文中主要论述了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等三段“重要历程”，所以这一观点又被称为“三个阶梯”说，并得到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赞同。这一观点发展到后来，则是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本身，也即所谓“两半”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从资本主义发展，从近代化、工业化的角度看，“三个阶梯”说有其合理之处，或可补“三大高潮”论的不足。但“两半”论本身还是有其生命力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固然凸显厂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的一面，但同时也隐含了半独立半资本主义的另一面，因而它同样也为发展资本主义，为实现近代化、工业化的另一目标提供了根据。 我们注意到刘大年先生近年来在多种场合对“两个基本问题”说的表述：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早已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概括，一个明确的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这个概括来自种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它合乎历史事实，而又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观察今天的现实。（19） “两个基本问题”说――这是在新的认识基础厂的整合和重新统一。 其次是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宽。具体表现在政治史以外的其他各领域的研究得到加强；经济史、军事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等，都已渐次展开并各有成就。 与晚清政治史密切相关的中外关系史也受到重视。曾因“左”的思潮冲击被迫中断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课题，也于20年后的1978年重新上马，并于1986年出版了第2卷（从甲午战后到五四运动）。沙俄侵华史、日本侵华史等专题研究也相继取得成果。 在晚清政治史本身的研究中，清朝统治阶级的研究也已得到了加强。对于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首先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不仅都有研究专著和大量研究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他们的文集。此外，对清廷枢纽人物如恭亲王奕？、慈禧太后等人，对湘淮军集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对被简称为“八大事件”的晚清重大事件的专题研究也在继续深入。 太平天国的研究曾是成果最丰的领域，在“文革”中也是“受灾”最烈的“重灾区”。早在“文革”前，就已有着过分拔高农民起义，且以太平天国比附共产党人的革命等一些不正常的做法。1964年，戚本禹在康生的指使下借李秀成的“叛徒”问题发难，又伤害了一批持不同见解的学者。“文革”中，“四人帮”更是利用太平天国大做文章。洪秀全被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太平天国的一些其他重要人物，包括杨秀清、石达开，也和李秀成一样，被打成投降派、叛徒、分裂主义者，等等。甚至洪秀全的一首“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施永立新天朝”的“地震”诗，也在唐山大地震后被“四人帮”作为鼓舞人心之用。对此，近代史学界的学者们早就蹩足了一股气，所以太平天国研究的最早“复苏”也就不是偶然的了。1979年5月，近代史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一时间，大平天国史的研究蓬蓬勃勃，又出现了一派热闹的景象，曾有人为此戏言：“研究太平天国的人简直比太平军还要多”。但随着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的陆续开发，众多人一轰而上挤在太平天国领域的现象很快得以克服，研究的热点也渐次后移。因此，当太平天国史专家王庆成后来在英国发现《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等珍贵的太平天国文献时，虽也曾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震动，但有关文献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有关的研究也没有得到什么反响――热点已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