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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历史、史学与现实的关系 1.关于“厚今薄古”。 陈伯达195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哲学社会科学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什么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什么是“厚今薄古”？据郭沫若当时给北大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中说，毛泽东在回答一位朋友的批评时提出，我们“正是‘轻视过去，迷信将来’。”郭沫若解释说：“这‘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就是所谓‘厚今薄古’。”⑥“迷信将来”自然包括重视现在，“轻视过去”便是轻视历史。本来，解放前毛泽东是极为重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到1958年，头脑过热而又严重滋长骄傲情绪的毛泽东拒绝别人批评，“轻视过去”即轻视历史，显然是不正确的。一位政治家一时这样说一说，尽管不妥，本也无关紧要。陈伯达却要把这个“厚今薄古”引进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史学界引发一场“史学革命”并且作为“史学革命”的“纲”，则对史学影响就非同小可了。传达到史学领域已经变得语义含混的这个“厚今薄古”口号，在1958年所谓“史学革命”中给史学发展带来了很坏的消极影响。在史学领域导致了轻古以至废古的倾向，有人主张以编四史（厂史、村史、矿史、社史）代替历史学；有些人主张历史教学中大砍古代史的比重和课时；有些人主张讲历史要从现代、近代再到古代这样倒着讲；还有些人别出心裁地把“厚今薄古”说成是“薄统治阶级历史，厚人民群众历史”，甚至将“厚古薄今”说成是“厚剥削阶级，薄劳动人民”。为了贯彻“厚今薄古”这个“纲”，他们要“写劳动人民的历史”，将历史上统治阶级的活动、典章制度、政治沿革等概行删去。并且要打破王朝体系，用农民战争作为时代起点和划分时代标准，“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史体系”。这一切可以说给历史学带来了灾难性影响。 这个“厚今薄古”，显然给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带来很大的困惑。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只能对来自党的指示表示拥护，有些人并且跟着讲了一些那个时代难以避免的错话。作为历史学家，他们不可能“轻视过去”，于是便给“厚今薄古”作了尽可能有利于史学发展的解释。综合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刘大年以及陈垣等老一辈史学家的解释，大体有：其一，按范文澜、吕振羽的解释，所谓“厚今薄古”是要历史学家关注现实，为今天的现实服务，这是一个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按：这样的理解只能说是“厚今”，并无“薄古”之意）；其二，按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等的理解，所谓“厚今薄古”是要历史研究的重心和力量配置上更加重视近现代史研究（按：当时有些学者确实存在过重古代史偏向，纠正这种偏向是必要的。但这种理解也只能说是“厚近薄古”，与“厚今薄古”原意显不相同）；其三，包括郭沫若、刘大年、陈垣在内的许多史学家的另一种解释是，所谓“厚今薄古”是说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并不是只要今不要古。陈垣说：“只要是立场正确，则不论是研究古史今史，都不致走入歧途”⑦。翦伯赞甚至说：“自殷周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两千多年的历史，还需要大大地努力进行深入的专门的研究”⑧（按：这些话都是对的，但这并非“厚今薄古”，甚至有点“厚古”，至少是不“薄古”）。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对史学领域因贯彻“厚今薄古”口号而造成的“轻古”以至“废古”等各种错误倾向提出过尖锐批评。他们以自己的善意解释以及他们在史学界的声望，对于防止和纠正因贯彻“厚今薄古”而给史学界带来的消极影响，已经尽到了他们作为史学家的努力。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厚今薄古”的提法是要不得的。 2.古为今用，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在60年代提出来的，也是为这一时期许多史家所赞同的。较之“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显然要好一些。这个提法是重视历史研究及其社会功能的。已经过去的客观存在过的“古”，是不可能为今所用的。这里的意思实际是说，要用研究“古”（历史）所获得的历史知识为今天的现实所用。它强调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但这个提法没有明确表达出历史学所应用的科学性。“古为今用”只能是历史科学的功能之一，而不是它的全部功能。 古为今用在当时史学领域的具体表现，便是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提法不能说全错。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社会功能，应当为现实服务。现实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便是政治（现实中还有经济、文化等领域，因此即使从为现实服务这一角度而言，这个提法也是不全面的）。在那时一切工作都以“政治挂帅”，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之事。这种服务在当时史学中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以历史与现实作古今类比，以历史事实来解释、证明党的方针政策。如同翦伯赞所说：许多史学工作者“几乎把党的任何政策、口号都塞到古代史中去，好象我们今天推行的任何一种政策，今天提出来的任何一种号召和口号，在古代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推行过和提出过”。⑨翦伯赞认为，“如果把古为今用理解为古今类比，那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些表面的类似就抹煞它们本质上的差异，而把古人古事拉扯到现在”⑩。当时历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为了密切配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突击组织人编写有关史学论著。由于政治任务的时限性、多变性，这样突击赶写出的东西，是很难有学术价值和科学性的，却日益滋长出实用主义。到戚本禹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将所谓“革命性”作为对社会主义时期史学的唯一要求，实用主义更加横生蔓延。当姚文元对吴晗《海瑞罢官》进行蛮横无理的政治大批判后，有些学者写出文章对有关历史事实加以探讨，以求辨明是非，竟被攻击为以学术性研究干扰斗争大方向。学术性研究本身已经被指责为错误倾向，历史学的科学性在现实中已无存身之处了。戚本禹在1967年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11] 一文，便完全以歪曲近代中国历史内容的实用主义手法，“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政治服务，将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的国家主席。由于最高当局已经把打倒刘少奇作为既定目的，戚本禹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指名，攻击的手法却是明目张胆、咄咄逼人的。到江青集团将攻击的矛头指向“现代的大儒”时，被攻击者的政治命运当时并未判定，这样的政治更带有阴谋性质。江青等人又想到了历史。历史学便由阶级斗争史学更一变而为路线斗争史学，江青集团在炮制中国历史自古至今都贯穿着儒法斗争时，竟明确地提出写历史可以七真三假，这哪里有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儒法斗争史完全成为以实用主义的歪曲手段隐射攻击现实的阴谋政治的婢女，从而极大地破坏了历史学的声誉。将历史学的任务仅仅归结为“古为今用”，“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至此已经将历史学推向绝境了。 （四） 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 阶级观点应当包括阶级斗争和阶级统一两个方面，但阶级统一观点当时几乎无人探讨，故这里说的阶级观点实际是指阶级斗争观点。这种观点解放初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要点之一。历史主义自然是指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50年代其涵义被理解为：一是从历史事物的发生发展的全盘过程去考察，而不可以从静止不变的状态去观察，二是从历史事物发生时的各种实际条件关联起来考察，而不可以以现在的条件和标准去衡量古人古事。当时一些水平较高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曾以此批评阶级斗争乱用而造成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但1957年以前，这两种观点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1958年“史学革命”中，阶级斗争观点被日益突出。“厚今薄古”与被制造出来的“厚古薄今”成为史学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由于贯彻“厚今薄古”而突出阶级斗争观点给当时历史学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影响。1959年春，郭沫若、翦伯赞就所谓“打破王朝体系”以及为曹操翻案，批评了“史学革命”的搞法是“反历史主义的”。河南史学家郭晓棠在1959年发表《历史主义，还是反历史主义》[12] ,尖锐批评当时历史研究中片面运用阶级观点而产生的非历史主义倾向，首先提出运用阶级观点“必须同正确的历史观点结合起来”。河南《史学月刊》曾连续开展“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讨论。稍后，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到处做报告并撰文，大声疾呼“必须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结合起来”，“才能对历史事实作出全面的公正的论断” [13] ,因此而成为倡导马克思历史主义主张的主要代表人物。 与此同时，阶级斗争观点也在发展。1961年4月，河南史学家嵇文甫在《光明日报》撰文，根据毛泽东以是否运用阶级斗争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分界线的认识，提出阶级斗争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从此，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核心的提法，便支配着当时中国的史坛。毛泽东1957年便开始突出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后日益发展，到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终于正式发展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政治路线，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种认识激荡着史学领域，突出阶级斗争观点和强调历史主义主张两股史学思潮，便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