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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设》1963年第5期发表林甘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了强调历史主义的翦伯赞等学者离开了阶级观点，认为“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核心”，“历史主义已经内在地包括在阶级观点之中”，二者是“是完全一致的，统一的”。因此没有必要在阶级观点之外单独提历史主义，强调在历史研究中更加突出阶级观点。宁可在《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发表《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批评林甘泉的“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完全一致的”提法，认为二者虽然是统一的，但历史主义是与阶级观点有区别的概念，它有自己的特定涵义，因此历史主义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接着双方又继续撰文论难。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战。这场讨论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涵义以及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而展开。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涵义的理解，当时有十余种。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的看法，当时至少有9种。限于篇幅，不拟备列。令人有点奇怪的是，突出阶级观点一派对于阶级斗争观点的具体涵义，竟无任何阐发。或许他们认为阶级斗争观点是既定理论前提，无须再加探讨。即此一点，也可见持这种主张者的教条和公式习气。[14] 概而言之，这场讨论的基本理论倾向，可以归结如下：宁可、李文海等学者以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是内涵有别的两个理论概念，应当在承认二者区别的情况下，按照一定条件使二者统一起来；关锋、林聿时等学者则发挥林甘泉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完全一致的见解，提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贯彻着或者说包含着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是以阶级斗争学说为基础的”。这种相互包含论实际是用阶级观点消融历史主义，否认历史主义独立存在的必要。 突出阶级斗争观点一派，后面有强大的政治支持。坚持历史主义主张的学者，在当时的政治理论压力下（这些学者执笔为文时，或许并未自觉地意识到压力的存在，但这种压力是实际存在的），强调历史主义独立存在的价值，希望用历史主义来限制和防止突出、滥用阶级斗争观点给历史研究带来的消极影响，以求较为客观全面地研究和认识历史。他们的主张在当时是较为有利于历史学的发展的，并在实际历史研究中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们为此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在当代史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令人尊重的较为积极的一笔。但也应当看到，他们的理论主张是软弱的，不彻底的。局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同突出阶级斗争论者一样，也承认了这样两个理论前提：其一是阶级观点（实际为阶级斗争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其二是承认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由于承认这些理论前提，他们的主张在逻辑上反而不如突出阶级斗争观点者彻底有力。在政治大批判尚未正式进入这个讨论领域之前，他们在学术辩论中已经渐居下风。从1965年开始，历史主义主张便被作为“资产阶级历史观”而受到政治批判。到1966年初文化革命已揭开序幕时，历史主义更被批判成“反动的资产阶级史学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到文革正式爆发，竟耸人听闻地将翦伯赞提倡历史主义说成是“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历史主义的提倡者翦伯赞为此而丧失了生命。蛮横无理的政治大批判终于扼杀了马克思历史主义思潮。到了文革的江青集团，更将突出阶级斗争观点变成突出路线斗争观点，炮制儒法斗争史学，如前所述，终于将历史学推上了绝境。 以上大体便是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时期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由于当时并没有从整体上将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提上日程，当时有关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从总体上看还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 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史学理论1976年文革结束，经过两年短暂的过渡时期，1978年底的11届3中全会，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这次全会否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要求将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整个科学研究迎来了春天。历史科学无论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重要表征之一，便是史学理论研究的蓬勃开展。这一时期史学理论的基本内容有：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初步开展；对文革前提出的传统史学理论命题研究的拓展与突破；新的史学理论问题的提出与探讨；史学方法研究形成热潮；史学理论史研究的开展与深入。 （一） 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初步开展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提倡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许多史学工作者从历史研究实践和解放以来史学的曲折发展中体悟到，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来代替史学理论。基于这样的认识，从整体上建设史学理论学科便被提上日程。史学理论的这种整体学科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在中国社科院、国家教委、中国史学会、历史学规划组的组织和推动下，开展了一系列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实际工作。国家教委要求全国高校历史系创造条件开设史学概论，列为必修课，组织编写史学理论教材，直接地推动了史学理论学科建设。国家教委、中国史学会以及各地高校、科研机构曾经举办过多次史学理论和方法研讨会。尤其是当时设在中国社科院的历史规划组的史学理论小组，按照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关于加强马克思史学理论研究的精神，筹划和组织了一系列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至今已举办了十届。全国史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一系列讨论会上，曾就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史学方法论建设、历史认识论、社会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理论以及对解放以来历史学的理论回顾和史学理论研究自身回顾等专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87年，史学理论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后改名《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全国性史学理论研究学会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成立。这些实际的组织推动工作和一系列学术探讨，有力地推进了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 2.体现史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初步成绩的，是多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著作的出版。1983年6月，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首先出版。同年7月，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其后，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共有十余种史学理论、方法论著作，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版。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就史学理论研究对象、范围等涉及史学理论的学科体系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研究和讨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见解。黄元起认为历史科学理论体系应包括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历史编撰学理论、史学史等方面的问题；祝马鑫认为史学理论应分为历史研究和历史编撰的理论体系；葛懋春、谢本书主张史学概论的任务是研究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姜义华认为史学理论必须把古往今来全部史学研究活动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揭示历史研究活动的规律；有些学者建议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前者指对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研究，后者指对这自身各种问题的理论探讨；还有的学者则设想建立史学学；等等。新时期的史学理论尚属初创阶段，产生各种见解当属自然，这说明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学科尚在形成之中。逐步地完善这门学科，是我们今后要继续努力的。 （二） 文革前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拓展与突破 1.关于史学社会功能。 文革前的提法是古为今用，历史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新时期，黎澍重新探讨古为今用和历史学的任务，他认为首先要重视历史学的科学性。历史学的任务首先是弄清事实，然后从一般与个别的结合中说清历史事实的真相，叙述出真实的历史过程。强调一定要用科学的历史知识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光明日报》等多家报刊曾组织学者就史学功能问题进行多次讨论。学者们提出，史学功能有科学功能和为其他社会领域服务的社会功能。并探讨了史学的科学功能与社会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就社会功能而言，史学应当为政治服务，但也可以为经济、文化服务。茅海建从不同群体对历史学的需要阐述了史学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刘志琴从史学功能的历史变迁，由神喻性而资政性而教育性，阐述史学在德、智、美育等教育方面的多种功能。白寿彝就历史学对人的多方面教育功能阐发尤多。为了避免强调史学为其他社会领域服务时而忽视其科学功能，也为了避免强调史学科学功能时而疏远以至脱离社会现实，蒋大椿提出了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的划分。前者主要承担史学的科学功能，后者则在基础史学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承担史学为社会领域服务的社会功能。新时期对史学功能问题的认识，显然较以往全面。但关于史学功能问题，今后仍需要更加全面而系统的阐发。 2.关于史论关系。 文革前的认识，主要是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三种。新时期较多学者对史论结合主张作了继续阐发，李鸿然等提出“实事求是，史论结合”，也有学者主张提“以论导史，史论结合”。蒋大椿则提出，应当将史论关系放在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两种现象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学、历史研究过程的史料与结论性认识、历史叙述过程的论点与史实三个不同范围内，分别加以探讨和处理，然后作总体考察。其后，胡绳等学者也主张将史论关系放在研究过程和叙述过程分别加以处理。对于史论关系问题的认识，新时期显然有了很大进展，但这个问题仍有必要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进一步加以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