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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 新时期到来前后，已有学者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有十多篇文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为被扼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恢复名誉。相当多的文章主张回到60年代初对历史主义涵义及其与阶级观点关系的见解。但6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理论主张是不彻底的，具体表现在它也承认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这样两个理论前提，因此他们讲不清楚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蒋大椿在1978年秋论述历史主义时提出，文明史不只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它还包括生产斗争、科学技术、语言文字等更加广泛的内容。80年代初，他对历史应当包括生产力发展、人们社会阶级关系的又斗争又统一、社会意识等内容继续作了阐发。就整个史学发展来说，这并不是什么新见解，而且还不够全面。但对于将文明史仅仅视为阶级斗争发展的认识来说，无疑体现了史学界在新时期对于这个问题认识的突破。80年代，蒋大椿又提出阶级观点只是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运用于文明史中的阶级现象而得出的抽象程度较低的理论，它属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一个观点，是否属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还值得讨论，但绝不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只有基于这样新的认识，才有可能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获得正确认识。90年代蒋大椿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王学典的《历史主义的历史命运》等著作，系统地总结和探讨了这个专题的研究。新时期还有个别学者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而他石、陈高华、李祖德等绝大多数学者均不赞成此见。由于新时期学者们主张研究历史时应当采用多种合适的观点和方法，像60年代那样以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并列已经没有必要。但科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并不能说已经完成使命。目前历史研究中的非历史主义倾向虽然表现形式与过去有所不同，在具体结论上甚至和过去对立，但依然存在，如对待近代革命的看法。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不仅应当与正确运用的阶级观点（包括阶级斗争和阶级统一）相结合，运用其他观点方法研究历史时，也应当注意与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相结合。 （三） 新的史学理论问题提出及其探讨 这里涉及的问题很多，不可能面面俱到，大体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开展。 文革以前，只有一般认识论，历史认识论基本上没有展开研究。新时期对历史认识论研究已初步展开，涉及到历史认识的主体、客体、中介、历史认识过程及其特点等一系列问题。1987年在四川温江召开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主题便是历史认识论。罗福惠、马敏在1983年较早地探讨了历史认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刘泽华、张国刚就历史认识特点是间接认识、从问题开始的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与过程，以及历史认知结构、基本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谢本书、翁飞等探讨过历史认识的一般模式及其特征。徐兆仁提出了历史认识的十大特征。于沛系统阐述过历史思维的特点。沈大德、吴廷嘉对历史认识主体进行了专门研究。陈启能、陈光前等分别对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陈启能的见解曾引起不同意见。李振宏在多篇论文中探讨了史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客体范畴以及历史认识的模糊性。赵轶峰探讨了认识的相对性，等等。另外，多种史学理论著作也对历史认识论作了深浅程度不同的讨论。问题已经提出不少，并且获得可喜的进展。但我国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尚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 2.历史学的性质问题。 历史学的性质是历史知识论诸多问题中的一种。解放以来，史学界占支配地位的看法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90年代以来，逐渐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有的学者提出历史学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也有学者认为历史学是科学和人文学的统一。何兆武在1996年发表的《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 [15] 一文，对历史学的性质问题作了系统阐发。何兆武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历史学分为两个层次：历史学Ｉ是对史实或史料的认定，这部分研究工作是纯科学的；历史学Ⅱ是对历史学Ｉ的理解或诠释。这里又分两个方面，对理解工作仅有科学态度和方法是不够的，还要有一种人文价值理想贯彻始终，这“是历史学的核心”。另外史家还要进行人性学的研究，这种探讨一部分和心理学重叠，“大部分都是独立于科学之外的”。由于每个人、学派、时代的知识，凭借和思想方式不同，构造出来的历史画卷不同。历史学家工作的完成，就在于把他构成的历史画卷传达给别人，“这里的这个‘传达’工作，严格说来，乃是一种艺术表现，因此也就并没有‘如实’。”就整个近代史学史来看，何兆武文章除了论述的细致，大概并没有提出新见解。但就解放以来对史学性质的看法而言，何兆武文章的确提出了非常重要而与众不同的见解，已经引起史学界关注。有的学者表示赞同。庞卓恒则对何兆武主张的历史学的生命或主体部分只能是“人文的”而不能是“科学的”论点，提出质疑。历史学的性质关系到历史学的方向，建议关心这个问题的学者能对这个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这对于当代史学理论乃至整个史学的发展，都是极为有益的。 3.关于历史编撰理论。 文革以前，除个别文章涉及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开展。新时期对历史编撰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已初步展开。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对中国代历史编撰与方法作了系统的总结。《史学导论》等多种史学理论与方法论著作也探讨了如何编撰史著以至史学论文，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集中探讨了历史编撰学的理论与方法。江明、陈光前等分别撰文论述了历史编撰的理论与方法。上述探讨，内容涉及到史书的体裁、体例、体系、结构、线索以及史著语言的基本要求等。罗尔纲在撰写太平天国史和白寿彝主持编写大型中国通史时，对建设新综合体作出了极有价值的探索。尤其是白寿彝在总结和继承我国古代史书编撰体裁优点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而创造的通史新体例。该书主体部分包括序说、综述、别录、人物传记四个组成部分，其所涵盖的历史知识的广度、深度都超出了以往章节体通史著作，又比较恰当地处理了通史编撰中的点与面的关系，加强了对历史主体的研究，改变了以往通史著作只见事物不见人物的通病等，当是新时期历史编撰理论探索和研究实践的一大创获。 （四） 史学方法研究热 文革前，史学方法研究薄弱而单调。80年代，我国史学出现了“方法热”，确为解放以来史学研究的一大新气象。除了出版、发表了各种各样的史学方法论著外，全国各地曾多次举办有关社会科学方法、历史研究方法的专题学术讨论会。针对相当长时期以来忽视史料工作的倾向，尤其是文革时期影射史学对史实的任意曲解甚至伪造，80年代初，史料的搜集、鉴别、考据方法为胡守为、荣孟源、赵光贤、白寿彝、来新夏等史学家所格外关注，他们撰写了一批史料考据法的论著，如赵光贤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讲话》等。 在史料搜集整理基础上的研究方法，除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史论关系处理方法的继续探讨外，黎澍、蒋大椿、李振宏等阐发了历史研究中的唯物方法。刘大年、葛懋春等阐发了阶级分析方法。丁伟志等探讨了逆向考察法。蒋大椿系统发掘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历史研究方法。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新方法的引进和探讨。 一是系统方法。金观涛、刘青峰首先将控制论、系统论方法引进历史学领域，并运用这种方法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系统。后来，钱学森等许多学者都论述过历史学中的系统方法。1985年在上海和1986年在安徽举办的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曾集中探讨过系统方法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当时多数学者对于在史学中尝试性地运用系统方法持肯定态度。这种方法的基本要点是，要求从系统整体出发，研究系统整体与各子系统（部分）、各子系统之间的及系统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以探求历史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运用这种方法还要结合数学手段。它强调用综合-分析-综合的研究程序把握历史事物系统。当时对于这种方法及其运用中的许多问题和难点，尤其是系统方法从整体出发便是一个极大的难点，并没有深入展开研究。许多学者提出应当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系统方法，并且探讨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金观涛则由怀疑以至用系统方法排斥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他的研究倾向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刘大年、刘修明则主张对引进系统方法持慎重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