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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历史计量方法。霍俊江、续建宜等学者撰文阐述了计量方法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内容、适用范围、运用程序等问题，也有的学者指出历史计量方法的局限性以及应当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计量方法。霍俊江、王小宽、项观奇编著出版了有关历史计量方法的专著。应当说，在适当的历史领域运用计量方法对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是必要的。历史计量方法已被开始运用于我国的人口史、经济史等领域，但成果不多。这大约同目前多数史学家掌握计量方法有一定难度、而数学家也还没有进入史学领域相关连。 三是各种跨学科方法。史学系统方法、历史计量方法也是跨学科方法，是自然科学与史学交叉而产生的。这里是指各门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相交叉而产生的方法。彭卫、周义保、邹兆辰等分别探讨了心理史学方法对于历史学的意义、适用范围、运用程序及应注意的问题。罗凤礼介绍了欧美心理史学方法并作了评述。彭卫并有心理史学及其方法的专著出版。魏承思探讨了历史社会学方法。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介绍和探讨了历史地理学方法、历史人类学方法，以及模糊方法、模型方法等。 另外还有些方法并非是新的，在新时期探讨时却赋予了许多新的内容。 一是历史比较方法。范达人、孟庆顺等学者分别论述了历史比较方法的理论根据、涵义、类型、运用程序、条件要求、功能作用及其局限性等。庞卓恒、范达人等出版了历史比较方法专著。历史比较方法同历史研究实践结合得较紧密，出现了相当数量用比较方法对中西历史作比较研究以及其他历史比较的论著。 二是假说方法。荣孟源认为在考据学中不能运用假说方法。茅家琦、李桂海等学者则探讨了历史学中假说方法如何运用及其作用。对胡适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也重新作了探讨。 三是口述史学方法。在近现代史，尤其是党史中，相当普遍地运用了口述史学方法。杨立文等对此作了颇有影响的探讨。 这一时期史学方法研究的基本特征，一是新。介绍和探讨的新方法各式各样，令人耳目常新。二是史学方法研究的多样化。三是除传统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较紧密地结合实际历史研究外，一些新方法的研究尚在起始阶段，多停留于理论的论证上，有些论证还比较粗浅，成功地运用于史学实践取得成功者甚少。 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已开始提上日程。陈光前、霍俊江、董进泉、肖剑、赵轶峰、程洪等学者都曾撰文对史学方法论建设的体系及其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从这一时期史学方法和方法论研究中可以看出，对于我国新时期史学方法论建设，大体存在以下几种基本倾向：一是个别学者仍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科学唯一的基本方法；二是有的学者打算以系统方法为中介，建设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统一的科学方法体系；三是有些学者建议历史学应尽量摆脱自然科学影响，从人文学角度来建设史学方法体系；四是有些学者建议应建立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的，多层次、多角度、相互联系并互为补充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体系。史学方法和方法论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今后有待进一步展开和深入。 （五） 史学理论史研究的开展和逐步深入 文革前，除少量史学史的论著曾经涉及司马迁、刘知几、司马光、章学诚等中国古代史家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观点外，史学理论史的研究基本没有开展。80年代与史学理论研究出现若干热点的同时，史学理论史的研究已经初步开展。9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很少出现热点，其特征便是史学理论史研究的继续开展并逐步深入。 外国的史学理论，除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方法续有研究外，从意大利维科、德国康德直至当代主要西方国家的许多著名史家的历史观、历史过程理论和史学理论，都有专文作个案研究。有些论文和外国史学史著作还分国分派别地介绍和探讨了诸如中世纪阿拉伯史学、历史主义在西方的最新发展、西方新心智史学、美国当代史学、德国心态史学、前苏联史学理论、波兰史学方法论以至墨西哥史学理论的发展等。《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等丛书的推出，以及多种外国历史哲学、史学理论文选的出版，都大大地增加了中国史家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系统的了解。张文杰较早地探讨了西方批判历史哲学对主体的强调，何兆武更加全面地分析了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到分析批判的转换过程，及其对西方许多史家史学思想的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陈启能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发展演变的分析，于沛对前苏联史学理论发展及其特点的揭示，尤其是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性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我国史学界对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这些介绍和探讨，显然将有益于我国的史学理论建设。 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已经较为全面地展开。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献史料虽然丰富，但缺少史学思想。我们的不少史家是蹩着一股气来发掘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并且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从孔孟直至清代的阎若璩、章学诚的历代许多史学家、思想家的史学思想、理论和方法，都有专文进行探讨。朱本源对孔孟史学思想的阐发，显示了他的研究功力。还有许多论著对中国史学思想和理论作了较全面的探讨。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对中国史学思想和历史编撰理论作了系统总结。瞿林东概要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的大势，并具体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内涵及其与建设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吴怀祺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发掘和揭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思想、历史编纂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及历史编纂的二重性主张等基本特征。对于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宝藏的更深入的发掘和更系统地研究，必将极大地有益于当代史学理论建设。 对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掘和研究，虽然时间不长，亦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龚自珍、魏源、王韬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老”等许多史学家、思想家以及他们在史学领域的理论主张，都有论著作了专门探讨。还有许多论著及近代史学史著作，详略不等地探讨了近代的进化史观、梁启超等新史学、国粹主义史学、何炳松译介和发挥的新史学、疑古派史学、实证派史学、实用主义史学、民生史观、生物史观、复古主义派，战国策派的文化形态史观，当然还有唯物史观的历史观以及在史学领域的理论主张。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概述了近代史观、史学思想和研究方法发展的基本趋势。胡逢祥、张文建的专著探讨了1840到1919年的史学流派及其思潮。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发掘了近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蒋大椿主编的《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人们看到，从个案和派别研究的结合，近代中外史观和史学理论的交流，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轮廓，正在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将更为直接地有益于当代史学理论建设。 注释： ①孙定国：《我们怎样对工人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学习》1949年第1卷，第4期。 ②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新建设》1950年第3卷，第2期。 ③尚钺：《关于研究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载《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④尹达：《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红旗》1966年第3期。作者自注文章作于1964年。 ⑤吴晗：《如何学习历史》，《光明日报》1962年1月4日。 ⑥《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 ⑦陈垣：《厚今薄古是今日史学界必须走的道路》，《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⑧⑩翦伯赞：《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红旗》1959年第10期。 ⑨ [13]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6月号。 [11]《红旗》1967年第5期。 [12]《中州学刊》1959年第13-15期。 [14]在这场讨论范围之外，当时一些地方报刊曾在政治范围内讨论过阶级观点涵义，但与历史主义与阶级讨论并无直接关系。 [15]《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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