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田）吟香来过。余曰：“目下中土，非一扫烟毒与六经毒，则不可为也。六经岂有毒乎？唯中人拘泥末义，墨守陈言，不复知西人研究实学，发明实理，非烂熟六经所能悉。孟子不言乎：‘尽信书不如无书。’六经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若不信其可信者，而信其不可信者，则六经之流毒，何异老庄之毒宋晋？”吟香击案为名言。（八月二十二日）
    这是在指出鸦片危害的同时又指出“六经之害”的大胆言论。更重要的还说出了科举的弊害：
    方今急务，在兴州郡乡校，讲格致实学；与建海陆兵学校，讲火器、航海诸业--抑亦末也。绝大急务，在一变国是，废科举，改革文武制度，洗刷千年陋习，振起天下之元气矣。（十二月十二日）
    中国本应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如今已被贬为“千年陋习”。
    鹿门在中国各地旅行时，常常为中国的现状担忧，并发表其解决的对策。在天津经朱舜水后裔朱舜江的介绍，同道台盛杏孙见面。又经孙的介绍，同当时的总督李鸿章于十月十日、十月二十三日两度会见。鹿门继续陈述所持的见解，表明对李的期待。时逢法国军队猛攻福建、基隆，清军接连败退，李也感叹国内的政治体制及军备的落后。
    在《栈云峡雨日记》中，竹添主要讲述中国的山川风土，描绘自然景物；鹿门在《观光记游》中则论述当时的政治时事之类。竹添一味受中国风物的感动；而鹿门恰如其外甥敬撰之《鹿门墓志铭》所写的那样，“先生之谈及于东亚之大势，极论善邻之说，且说吸烟与科举消耗国力之甚”，关心的是政治社会。两者的视点如此悬殊，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一者，两人的立场、年龄不同。竹添三十五岁，鹿门五十岁。竹添是诗人气质，而鹿门是政论家。竹添的身份是外交官，鹿门则是自由的处士。再者，竹添的旅行在明治九年，而鹿门是在十七年。这八年的岁月中，中日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因维新引起的动乱得以平息，真正安定的政府得以建立，是在明治十年“西南之战”以后。这时国内的不满分子已被扫除，体制稳定，日本逐渐成为亚洲中的欧洲。作为亚洲唯一的近代国家的政府，集中地关注落后的诸国，眼前的对象就是朝鲜和中国。竹添旅行时，新政府内部还有不协和音，是力求强化国内体制的时期。相对而言，清朝中国还是拥有广大国土和三千年历史的先进国家。对学汉学的竹添来说，中华文明是无与伦比的；当时一般日本人也有同感。
    鹿门旅行的时期，法国正控制南中国一带的海港。明治政府也仿效欧洲列强的手法对李氏朝鲜进行军事介入。具讽刺意味的是，侵略朝鲜最前线的指挥是已升任公使的竹添井井。这年十二月，竹添率日军闯入王宫，因受到清军的反击，撤退到济物浦。这就是所谓“甲申事变”。翌年即明治十八年，天津条约批准，日清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从而在政治上建立了日清两国对等的关系。日本的中国观也从那时以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以为已同中国超出了对等关系的龙头老大的日本才是在近代化方面领先一步的先进国家，对中国的憧憬已转变为指导中国的优越感。鹿门在《观光记游》的例言中这样写道：
    是书间记中土失政弊俗，人或议其过甚。余异域人，直记所耳目，非有意诽谤。他日流入中土，安知不有心者，或取为药石之语乎？
    四
    幕府末期以来还活着的汉学者也在明治十年前后相继死去。明治六年，门田扑斋；七年，盐谷蒉山、三上是庵；九年，安井息轩、关藤藤阴；十年，山田方谷；十一年，林鹤梁、春日潜庵、大槻盘溪、芳野金陵、池田草庵。当然，他们的弟子和寿命长的汉学者还在，有中村敬宇、重野成斋、川田瓮江、岛田篁村、三岛中洲、东泽写、木下犀潭、冈松瓮谷等。但不可否认，以松崎慊堂、安井息轩为中心的幕府末期汉学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其时的潮流是排斥和汉之学，万事崇尚西欧。
    明治十年，东京大学成立，设置了作为文学部第二科的和汉文学科，想以此保护、维持走向衰退的日本传统文化。但这一学科还把英国文学和德语、法语等作为兼修课程，而作为主课的和汉学倒是非常粗略的。况且那时东京大学讲课都用英语。
    有鉴于此，又由于从事史学、政治学的研究必须掌握和汉的古典与历史、文学等基础知识，以及培养传统文化继承者的必要性，应在大学内设置“古典讲习科”对学生进行培育、训练的意见开始抬头。
    明治十二年，总理加藤弘之向文部省提出设置建议，未被采纳。随后十四年十二月再次提出这一建议，得到文部省的赞同。翌年五月，增设了附属于文学部的古典讲习科；同年十一月又新设专攻汉文学的讲习科。前者为甲部，后者为乙部。
    明治十四五年之时，乃是保守、反动的空气一时充斥朝野的时期。山路爱山也这样写道：“隐退已久的汉学先生再次被师范中学聘请，坐在教师的位子上。曾经阅读帕雷万国史的青年折节转向，再次领会左、国、史、汉。”（山路爱山《基督教评论》，岩波书库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