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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有学者指出，蒋介石制定战后对美政策有一个基本设想和信念，即美国将无条件地支持国民党政府。但蒋高估了由他领导的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高估了美国援助他的决心。美蒋关系是相互需要和利用的关系，但各自的利益、目标和路径选择，实际上都存在着不可弥合的矛盾。（69） 一些研究者认为，1949年初斯大林曾派米高扬来华劝中共不要打过长江，并有人回忆曾亲自听到毛泽东的有关谈话。（70）但另一些人认为这只是传说而已，当时担任毛泽东翻译的师哲也否认有此事。（71）1994年，俄罗斯方面公布了1949年1月间斯大林和毛泽东就国共谈判问题的往来电文。斯大林电文的基本精神是不赞成和谈，告诫中共不要停止军事行动。研究者据此认为，所谓斯大林主张“划江而治”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72） 13、若干专题史研究 香港史研究80年代初，中国政府表明厂收回香港主权的立场后，对香港史的系统研究开始起步。90年代，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纷纷问世，如余绳武、刘存宽主编们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华书局1994年版），余绳武、刘蜀水主编《20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公司、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5年版），刘蜀永主编《简明香港史》（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以及刘存宽著《香港史论丛》（香港麒麟书业公司1998年版）等。这些论著以大量史实证明了割、租香港的三个条约的不平等性，指出它们从根本上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而不具法律效力。这些论著充分肯定香港华人对香港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将香港社会制度的发展、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关系及中英之间的外交谈判，如实地展现于世人面前。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香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73） 澳门史研究这也是80年代以后才有较大发展的领域。比较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费成康《澳门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黄鸿钊《澳门史纲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2期的《澳门专号》等。对1887年后澳门的地位，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是殖民地，认为中国由此对澳门失去了主权；有的说是葡萄牙“永驻”的准殖民地。（74）另有学者认为，葡萄牙虽然获得了永居权和管理权，但领土主权仍在中国手中。澳门是由葡国管理的一块特殊的中国领土。（75） 租界史研究比较有影响的专著有：袁继成《近代中国租界史稿》（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版），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张洪祥《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尚克强、刘海岩主编的《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著作叙述了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租界、租借地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对租界各项制度、文化和社会生活等作了相当的研究。关于租界历史作用的评价，有人认为，租界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据点，租界的设立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76）“另一些人则认为，租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在中国近代历史运动中兼动力与阻力于一身。（77） 传教士研究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可称为国内全面研究传教士问题的拓荒性著作。近年来较有影响的专著有：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和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多数学者认为，对传教士的活动作出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评价都是片面的。传播西学并非传教士来华初衷，但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引到中国，对中国的教育、医药、新闻、出版等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78） 近代外交制度研究已经出版的一专著有：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提年版）和高伟浓《走向近世的中国与朝贡国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小有部分涉及。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三）50年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问题还是存在的。笔者愿将在撰写本综述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感触冒昧杂陈。笔者以为，要把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继续向前推进，需要更宽广的视野、更宏观的思维和更严谨的学风。 更宽广的视野。列强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也输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从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变革注入了新的因素。对近代中外关系史，应该有，也应该允许有不同角度的考察。已有的研究一是从国家主权和民族地位的角度着眼，研究列强的侵略如何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如何反抗和斗争，终于迎来民族独立国家振兴；一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着眼，研究中国人认识西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从认识船坚炮利到兴办近代工业，从接受科学知识到接受政治观念，进而进行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这两种不同的视角之间，常常会出现一些并不必要的论》、笔者以为，强求以一种标准来统一视角是不可取的。放眼看来，恰恰是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共同构成了中外关系发展的统一体。只有注意从这两个方面去考察历史发展，才能全面地说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内容。 宽广的视野也是研究每一个具体问题时所必须具备的。近代中国是列强在东方汇聚的最大舞台（在亚洲其他国家，大抵是某个列强发挥着主要影响），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如以中美关系而言，研究19世纪的美国对华外交就不能离开研究英国，研究从民国初年到40年代中期则不能离开日本，40年代中后期又不能离开苏联。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和程度。一些从事双边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常常容易犯忽视多边关系影响的错误，这便损害了研究成果的深度和精确性。 更宏观的思维。迄今为止，我们对若干重大事件的微观研究都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在宏观的观察上则远远不够。比如说，对于近代中外关系发展线索的描绘，我们依据的常常是革命史的发展线索和阶段划分则可忽视了中外关系本身的特殊性质。对近代中国人的民族观和世界观的演变、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和外交战略的演变及外交家群体的研究等，部是极为薄弱的环节。迄今我们尚无外交思想发展史的专著，文章也很少见。缺少了对外交思想史的研究，就很难说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门类齐全的学科。 缺乏宏观的眼光，历史的叙述便失去了连续性。一些具体事件的评论大多是就事论事，而很少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探索它的存在意义，它的发展性或转折性。比如说，对民国历届政府在修订不平等条约方面的努力，如果在意到弱势的中国在强大阻力面前的一步步的艰难前进，作一纵向比较，有些分歧便会大大缩小。 更严谨的学风。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对设定课题的已有成果有一个通盘了解。然而，不愿做深入细致的检索，忽视前人研究成果的现象却并不少见。由此，便出现了大量的重复研究。在若干问题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既没有新资料又没有新观点的面孔类似的文章。有低水平的重复，也有对已被公开指正的错误史实或论断的重复。 严谨的学风还要求在研究中（无论是在措词还是在观点上）避免过分地情绪化。近年来，那些非学术性的措词已不多见，但情绪化的思考方法仍然存在。中国一跨入近代社会便处于屈辱地位，这使得人们对列强的侵略、对中国旧政府的妥协自然地产生出憎恨情绪，在研究中便容易发生责之唯恐不严的倾向。在涉及统治者的对外交涉―妥协―投降的关系时，常常有人将交涉看作是妥协甚至是投降的代名词。如与林则徐同样主张睁眼看世界的徐继畲，在神光寺事件中，他和林则徐都想驱逐英人出城，但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徐就被视为投降派人物，这是不公正的。 笔者还注意到，在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内，各个专门领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以国别而言，除了美、日、俄（苏）、英等几个大国外，对与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的研究都很薄弱；以门类而言，对中外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的研究，近年来虽有所发展，但仍显薄弱。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要向前推进，除了要在已有相当基础的问题上进一步深入外，还需花大力气去开拓和发展新领域，提出和探索新课题。只有在这一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近代中外关系史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的全面发展的学科。 注释： 本文参考了夏良才《近代中外关系研究概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曾景忠编《中华民国史研究述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蜀永《建国后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概述（1949一1988）》、《史学集刊》1989年第3期，以及其他若干专题研究的述评，恕不在此一一列出。张振？先生对本文的修改曾提出若干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1）该书及后述其他一些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出版，但其主要传播期和发生重要影响时期是在成立之后。本文依成立后修订出版的最初年份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