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前半叶的西域史研究中，翻译西方和日本西域史研究的优秀著作占有很大的比重。比较重要的译著有：冯承钧译烈维《大孔雀经药叉名录舆地考》（商务，1931），又译沙畹与伯希和合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1931）、沙畹《西突厥史料》（商务，1934）、格鲁赛《蒙古史略》（商务， 1934 ）、 多桑《多桑蒙古史》（商务， 1935）、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商务，1935）， 钱稻孙译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自刊，1931），陈捷与陈清泉合译箭内亘《蒙古史研究》（商务，1932），贺昌群译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商务， 1933），向达译帕克《匈奴史》（商务，1934）、 又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1936），郑宝善译勒库克《新疆之文化宝库》（蒙藏委员会，1934），郑元芳译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商务，1934），梁园东译布莱资须纳德《西辽史》（商务，1934），杨炼译藤田丰八《西域研究》（商务，1935），傅勤家译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商务，1936），向达与黄静渊合译巴克尔《鞑靼千年史》（商务， 1937），何健民编译桑原骘藏《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中华，1939），王古鲁译白鸟库吉《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二辑（长沙商务，1939-1940）。在众多的翻译者中，尤以冯承钧的贡献最多，除了上举专书外，他所译的散篇论文，曾汇辑为《史地丛考》（商务，1931）、《史地丛考续编》（商务，1933）、《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共九编（中华，1934-1962）、《吐火罗语考》（中华，1957）。西域史的翻译著作，如《西突厥史料》、《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对以后的中国西域史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有不少译著包含了译者的许多订补，甚至较原著更具参考价值。我国学者翻译外国同行西域史著作的传统迄今仍存，但像冯承钧那样精心选择、校订原著，间加己见者，实不多见。
    由于受日本侵华和内战的影响，30年代后半期到40年代，我国西域史研究一度沉寂下来。但欧美、日本仍然有相当有分量的成果出版，如巴托尔德（W.Barthold）《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35）、 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译注《世界境域志》（1937 ）、 恒宁（ W. B.HeNNing）译释的吐鲁番伊朗语文书、托玛斯（F.W.Thomas ）整理的敦煌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以及桑原骘藏、藤田丰八、羽田亨等人的著作。
    三
    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革”开始，特别是50 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前半期。西域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些对西域史研究有过贡献的学者，出版了他们的研究专集，如冯承钧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1957）及其《译丛》，向达的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1957），黄文弼出版了他的考古报告。 岑仲勉（1886-1961）汇集已有的研究成果， 编成《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1958），补充了沙畹《西突厥史料》所辑资料之不足，并就某些专题做了考证。他还编著《突厥集史》二册（中华，1958），专门辑录东突厥史料，汉文之外，还利用西人的译本转译了古突厥碑铭。马长寿撰写了《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1957）、《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科学，1958）、《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1962）、《北狄与匈奴》（三联，1962）等，对西域史上一些重要的北方民族做了系统的考证研究。这些著作，代表了西域史研究的水平，而分散在学术刊物上的许多文章，也表明研究的范围正在扩大。
    因为受时代思潮影响，50年代的研究成果中，有不少中原与西域或中国与中亚诸国的关系史研究，如周一良《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上海人民，1955）、贺昌群（1903-1973）《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湖北人民，1956）、《史学》双月刊编《中国与亚洲各国友好关系史论丛》（三联，1957）、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1957）、陈竺同《两汉与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人民，1957）、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1959）等等。它们也是西域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仍在继续，但成果不多。有章巽译麦高文《中亚古国史》（中华，1958）。
    相对而言，50年代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解放前的战乱，使得整体的研究积累不够；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五六十年代的各种政治运动，牵扯了许多学者的精力。1957年有些学者被错划为“右派”，更丧失了学术研究的自由。这些都影响了西域史研究的发展。
    然而，解放后西北交通的进步，使得学者们到新疆地区考察变得较从前方便多了。特别是建国初期，为弄清全国各民族的分布状况，国家组织大批专家学者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综合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各民族简史和简志，其成果大多数是“文革”以后才得以出版的。然而，在民族调查研究的热潮鼓舞下，50年代已经产生了一些初步成果。冯家升（1904-1970）、程溯洛（1913-1992）、穆广文合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尽管只出版了上册（民族，1958），但对此后的维吾尔族历史研究起了推动作用。此外，还有翦伯赞等编《历代各民族传记汇编》（中华，1958-1959）、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料编纂组编《柔然资料辑录》（中华，1962）等。
    除了民族调查外，解放后新疆地区随着基本建设而进行的考古发掘，也为“文革”后的研究准备了素材。在众多的考古发掘中，尼雅特别是吐鲁番墓葬的发掘陆续刊布了考古简报，有些精美的图版刊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文物，1972）、《丝绸之路--汉唐织物》（文物，1973）、《新疆出土文物》（文物，1975）等上，但除了郭沫若（1892-1978）《出土文物二三事》、夏鼐（1910-1985）《新疆吐鲁番墓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1966：4）、 马雍（1931 -1985）《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考古》1972：4）、孟池（马雍）《从新疆历史文物看汉代在西域的政治措施和经济建设》（《文物》1975：7）等少数文章讨论考古资料外， “文革”期间的西域史研究几近停顿。
    如果说在40年代，东西方学者同样受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那么，当50年代西方和日本学术重新进步，而六七十年代突飞猛进的时候， 中国的西域史研究却停滞不前。 在欧美， 有葛玛丽（ A. von Gabain）的突厥回鹘研究，贝利（H.W.Bailey）的于阗文解读， 乌瑞（G.Uray）的古藏文考释，普里察克（O.Pritsak ）对黑韩王朝的研究等；在日本，致力于此的学者有江上波夫、护雅夫、山田信夫、崎昌、榎一雄、山口瑞凤等。“文革”以后，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中国的西域史研究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