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但到了1920年代之初，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之民族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那就是为争取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争。孙中山所说“健全之反帝国主义”，求“世界人类各族平等”，要“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以及他的名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新内容和新意义。
    至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成立第二年就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当然要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与国际主义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以各国家、各民族完全平等为原则。所以，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得到孙中山相当程度的认同。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他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在讨论“中国人的自觉”的问题时，提出“世界主义的国家”的观念。他解释道：“怎么叫做‘世界主义的国家’？国家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偏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世界主义的国家”，即是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尊重世界各民族，联合世界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梁氏在同年（1919年）所写的《国际联盟与中国》一文中，明确地反对大国、强国操纵小国、弱国的命运。他指出，在国家之上，应有人类共同的利益，使各国联合起来。他主张：“以现在之国家保持现状为基础，使之各应于境域而有发达其本能之圆满机会。同时，使相互间发生种种共同利害，其关系愈密接，则其必须共守之规律亦日增。久之，则畛域之见渐泯，驯致成为一体。”他的意思，首先是各国应有平等地发达自己之本能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加强彼此间之交往，以谋日益增加共同的利益。这同样表达了一种与国际主义相接近的民族主义思想。
    讨论民族主义的问题，还应注意到另一个层面，即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问题。
    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一直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主义有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发生过各种不同的结果，其中经验与教训不一而足。
    在清末，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各种层次：有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行为，有知识阶层与绅商阶层的略有组织的斗争，有下层群众自发的反抗运动。
    就政府一方面说，以武力反抗，屡以失败告终，结果是割地、赔款，出让利权。谈判交涉亦因无实力做后盾，加之朝廷昏聩，官吏无能，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丧权失利告终。以此，清政府丛怨山积，人民之反清，民族主义亦正为一种动力。就知识阶层和绅商阶层的斗争而言，在有相当组织的情况下，又得到下层群众的适当支持，往往能取得一定的积极结果。如不少次的收回利权斗争，抵制外货的斗争，等等。就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而言，情形不尽相同。在战争状态下，人民自动武装起来，抗击侵略者，即不能取得完全胜利，也能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例如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大多数的自发斗争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如各地层出不穷的反洋教斗争。这些斗争无例外地都是由于外国势力欺压民众，积怨太深，遇有机会就爆发出来。这种反压迫的斗争，无疑都具有相当的正义性。但斗争起来之后，往往缺乏组织，漫无约制。加之政府官吏处置不当，遂往往导致破坏性的结果，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更进一步的损失。
    民国时期，这三个层次的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大致说来，第二个层次的斗争成长进步较快，第一个层次亦较清代有所不同，第三个层次的斗争，纯自发的性质已逐渐减少。
    总起来说，民族主义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因具有民族主义的动机，就做什么都可以，怎么做都行。像过去流行的说法那样，只要大方向正确，具体做法可以不论，这是不对的。我们说过，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上面已指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主要是实现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因此，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就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应予完全肯定；否则，就不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就不应五条件地给予肯定。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人们不加区别地肯定和颂扬一切指向外国势力的言论和行动，起了误导群众的不良作用。民族主义会牵及民族感情，甚至可以承认，民族主义有其心理和感情的基础，但绝不可以因此将民族主义归结于感情，或停留在感情的层面上。要完成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样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健全的理性指导。因此，我认为应当明确地提倡“理性的民族主义”。大约八九年前，我在一次学术演讲中首次论述“理性的民族主义”的问题，获得听讲者的热烈赞同。可见是心同此理。
    既然是理性的民族主义，就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民族沙文主义；既要反对崇洋媚外，也要反对盲目排外。只有理性的民族主义，才能引导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上健全发展的康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