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年鉴学派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
    美国的心理史学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性行为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
    家庭史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
    集体心理史，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法西斯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中国心理史学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民国心理学史
    20世纪之初，心理学的引进与传播主要以教会学校的传教士为主体，最早开设心理学课程的是山东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随着西学东渐的风潮日益盛行，清政府实行了“新教育政策”，这导致促使心理学科以制度化的形式在清末师范学校的课程体系中被固定下来。
    进入民国后，心理学知识翻译和传播主要由留学生承担，但多数是个人性质的。到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后，在他的支持下，正式的心理学科的发展开始活跃起来。20世纪20年代，国内各高校纷纷设立专业科系，十余年间，共有21所院校设立了心理学系（组），此外，一些学校的教育系或教研所建立了心理学试验室，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即使没有设立心理学系或试验室的院校也大都开设了此类学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心理学发展进入了“学科化”时代。一大批学者学成回国后，在我国高校致力于心理学的建设与发展，很多人在各大学和研究所担任要职，其中唐钺和汪敬熙历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艾伟、陆志韦分别担任中央大学和燕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郭任远在复旦大学创建心理学院并亲任院长。北大的心理学发展更是得到校长蔡元培的亲自扶植。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陈大齐于1917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后来随着唐钺、孙国华、刘停放、樊际昌、汪敬熙、陈雪屏等一批著名留学心理学家的加入，专业教师阵容不断扩大，培养了诸多后备人才。到1924年，郭任远受聘于复旦大学，着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院，还向外国输送了一些心理学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