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批学者的呼吁下，各大学相机成立了心理学系。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师范学校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科目在清末时节就已经被规定为必修课，由留美心理学家张耀祥来校任教，使心理学在北师大极盛一时，吸引一部分学子转向心理学学科。中央大学系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前身，南高师时期，留美心理学家陈鹤琴和廖世成就为该校心理学日后发展打下较为牢固的基础。陆志韦作为“中国现代心理奠基人”，致力于本校心理学学科化发展，还为科学心理学在我国的普及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他组织北京五大学（燕京、辅仁、清华、北大、北师大）每月举行一次心理学界联谊会，商讨发展大计，还主编出版了《中国心理学报》。
    南京大学前身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在南高师阶段心理学系就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东南大学时期该校心理学系更是为全国最先进完备者，中央大学成立后，在艾伟、潘菽、萧孝嵘为首的留学心理学家的领导下，该校的心理学事业，尤其是教育心理学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央大学成为众多留学心理学者的首选。
    除《中国心理学报》外，1921年中华心理学会成立至1949年，留学生心理学者共创办了《心理》、《心理半年刊》、《测验》等十余种专业杂志。虽然这些杂志创办时间长短不一，但从整体上贯穿了民国心理学发展全过程，对完善学科体制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当时的很多心理学者希望用心理学解决中国的社会实际问题。其中，学术中国化的代表是心理学家潘菽，他认为我们不能把德、美等国家的心理学搬来了事，而是研究我们自己要研究的问题，提倡研究中国实际需要的应用心理学。陈鹤琴、艾伟这两位留美学者也关注到这一点。1934年，艾伟在南京建立第一所学科心理实验学校--万青天才试验学校，抗战爆发后，他又转移至大后方，在重庆沙坪坝创办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学习心理实验班。
    20世纪上半叶，我国出现过一次“教育测验运动”，规模很大。参与者认为，通过各种测验，可以解决当时中国教育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某些问题。至抗日战争前夕，我国出版或修订合乎标准的智力与人格测验约20种，教育测验50多种；廖世成团体智力测验；陈鹤琴图形智力测验，刘湛恩非文字智力测验；艾伟订正宾特纳智力测验；陆志韦与吴天民完成比纳智力量表的第二次修订等。
    当时，已有学者认识到挖掘整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重要性。其中张耀祥可谓开此先河者，1940年他发表了中国心理学史的开山之作《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系统梳理了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和现代心理学起源与发展，并对中国心理学发展提出几项建议。
    但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期，各高校心理学系的发展出现了滞缓，一些心理学系招生连年空白，心理学系次第取消。由于办学经费的紧张、不是显学的心理学使毕业学生不易于解决生活问题，难有生存发展空间。国民政府教育部变更学制，很多院校心理学系被取消。很多学者只能辗转迁徙，另谋发展。民国时期高校教师流动性很大，有的心理学者在同期身兼数职，生活不能安定。随着抗日战争的日益临近，国内形势恶化，中国心理学发展举步维艰，一些心理学者仍然在报刊发表文章，争取社会对心理学的了解、重视及支持，同时坚定同行的决心。由于他们的执着，使心理学研究和教育在中国风雨飘摇的环境下得以生存，为以后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心理学研究和教育才逐渐走上正轨。[2]
    梁启超关于心理学的认知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八大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中国台湾心理学实践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动）。而在（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文革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中国内地心理学研究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中特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
    到了1980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心理学的研究方向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 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人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人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参考资料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 2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03.
    2.  中国近代心理学-民国心理学史 .问渠心理网[引用日期2012-11-9].
    相关文献论心态史学从研究方法向独立学科转变的合理性-教育教学论坛-2013年 第6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