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因其疑可见其真”
        《故书新评》五种中首列清梁玉绳撰《史记志疑》三十六卷。题注：“《史学丛书》本最易得。”
        傅斯年开篇就写道：“世之非难此书者，恒以为疑所不当疑。自我观之，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在“与其过而信之，毋庸过而疑之”句下，特别标有着重号，用意是明显的。傅斯年又指出：“中国人之通病，在乎信所不当信，此书独能疑所不当疑。无论所疑诸端，条理毕张，即此敢于疑古之精神，已可以作范后昆矣。”
        对于这一观点，又有较为详切的论说。傅斯年说：“读者以吾言为过乎，则请详其说。中国学术，壅塞无过唐代。唐代所以独敝者，实缘拘泥成说，信守师法，《五经正义》之伦，‘例不破注’，直类清朝‘高兴讲章’耳。赵啖《春秋》之妄，韩李《论语》之陋，虽不可以为是，而自信之风，以启其端。宋代学术再兴，则以此精神为之本也。《老学庵笔记》云：‘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及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嗟乎，陆游、王应麟以此致憾，不解宋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所以非前人所及者，正赖不难疑经之精神，树其本也！”对于宋儒“不难疑经之精神”，傅斯年又评论说：“论《诗》至王安石，可谓斯文扫地矣。‘视尔如翘，贻我握椒’之解，难为他说得出来。然安石不云乎，‘原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想变秀才为学究。’王氏五经说之作，正教人敢于自用，虽逾轨物无伤也。”
        对于宋代学术总的评价，傅斯年说：“宋儒所蔽，在于观察不肯精密，不能为客观的研究。若其疑古之处，正其所以超越汉唐处。”
        有清以来的疑古之风，傅斯年也有所总结。他说：“再就清代学术而论，顾炎武、阎若醵（璩），皆善于疑古者。毛奇龄辟草莱，斩荆棘，阮元推之，谅矣。降及乾嘉而有古文之学，及于嘉道而有今文之派。凡此所以造诣独深者，皆以变古为其内心所有发明，乃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之效也。于是可知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若《史记志疑》者，原非创造之才，独此过疑之精神诚哉不可没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一书，不伪者亦伪之；然较之伪者亦不伪之，度量相越，不可以道里计其短长也。”傅斯年所说“敢于自信，不轻信古人”，方可以有所“发明”，以及“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的见解，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学术规律。
        《史记志疑》一书之所以有重要的价值，可能主要不在于“创造”，而最可贵于“此过疑之精神”。这是因为《史记》一书累世历经窜扰，内容有所错乱。对于这一过程，傅斯年称之为“《太史公书》（注：原注：“从钱晓征考订名。”）遭厄最甚”，并总结为“五厄”：“迁以直谅之才，不为暴君隐恶。其书在于当年，未能溥行于世。虽曰‘藏之名山’，终无补于‘书缺简脱’而又经杨终之受诏删定。褚少孙学非通人，‘妄言补苴，污秽旧史。’其后增益削改者不一家，以至颠倒错乱，读者淆焉。此一厄也。班固者，宗法子长，如其体制；仅具体而微，未尝‘青出于蓝’也。其必掩人之善，衒己之长；其毁子长之言，竟无一语不刺谬者。然而班书行世，司马微矣。此二厄也。汉魏六代学人，于此书未知见重。徐广、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之徒，均非通才，故义多不彰，词每曲解。《汉书》上闻君主，受诏传学，服虔以来，训解昭晰。自此而降，孟坚每多忠臣，子长终无‘巨子’。此三厄也。师古校《汉书》，归其本始，后人窜改，尽加删刈。至于宋明板本校正，代有其人，本书真面，流传今世。若夫《史记》，则注者既无令善之才，是正词文，而俗子妄人，每加改易。至于今日，竟成断烂不可读之书。此四厄也。宋人射策之学盛，渐有以论时文之法论《史记》者。明人归有光，清人方苞、吴汝纶辈，复就太史公书，圈点涂识。误字则认为笔法，脱简则认为笔法，后人改补矛盾处则认为寓意。持此方术以论《史记》，下于束高阁者一万等。此五厄也。而《史记》真不成书矣。”可以看出，傅斯年在这里，其实简略概述了一部《史记》学史，包括《史记》流传史和《史记》研究史。其中识见，多有超拔绝异之处。作为一个不到二十三岁的青年学生而能够发此深刻透彻之论说，在今天看来，是令人吃惊的。五四先行者们大多都有深厚的国学根基，方能够准确地击中旧文化的要害，这与二十世纪晚期的一些激烈的文化批评者们往往以空疏之论立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傅斯年说，“此《史记志疑》者于矛盾之端，错简之处，增考之迹，诂训之义，皆致其疑。因其疑可见其真。古文家文法之谈，村学究史笔之议，可假此括清之矣。世有愿为子长之学者，刊落妖言，复其朔始，则玉绳之作，其导源也。”他提出了一个文献学的原则，可以说也是文化研究的共同的原则，就是“因其疑可见其真”。这一观点，现在看来，也是有价值的。
        傅斯年力倡“敢于疑古之精神”，以为是推促学术进步的首要条件。他在《故书新评》中以对于《史记志疑》的评价作为首篇，不是偶然的。
        疑古，在二十世纪前期的文献学研究中，曾经成为一种体现出革命意义和科学精神的学术主流。究其前源，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倡起“敢于疑古之精神”的鲜亮旗帜，而旗手之一，就是傅斯年。
        傅斯年就梁玉绳的这部名著作总体评论时，对于其学术优劣有中肯的判语：“是书之长，在于敢于疑古，详于辩证。其短则浮词充盈，有甚无谓者。又见其细不见其大，能逐条疑之，不能括全体为言。盖于《史记》删改之迹，犹不能直探其本也。崔怀琴之《史记探源》，视此进一等矣。”（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39页至第141页。）这样的评断，应当说是公允的。
        傅斯年对于《史记志疑》的分析以及他后来开设《史记研究》课程的讲义稿，（注：岳玉玺、李泉、马亮宽：《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06页。）都值得汉史学者、《史记》学者，以及中国文献研究者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