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还写道，“《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三条教训是体裁简当。”“《诗经》对于我们的第四条教训是音节的自然调和。”也都分别从不同角度指出了《诗经》的文化价值。傅斯年又说，其实《诗经》对于我们的教训，还不只此。他分《诗经》为两大项，一项是《国风》《小雅》，一项是《大雅》《颂》。后一项是后来庙堂文学的起源，“我们对他不能得什么有益的教训”，而前一项，是二千年前的自由体白话诗，是“模范白话诗”。“不特用白话做质料，并且用白话做精神；不特体裁自由，思想情趣意旨等项，也无一不自由。”傅斯年于1919年4月1日发表的这番评语，如果与当时新文学倡导者的其他论说联系起来读，一定可以更好地品味其中的深意。与后来一些弃旧图新、破旧立新的激烈之说不同，傅斯年从古辞中发掘出“自然”和“自由”之义，虽然立场同样激进，却不使人感受到生硬和强横。
        傅斯年说，朱熹的这两种书，“还有他的大缺点”，“也还有几分道气”，但是仍称得上“有判断有见识，能分析”。（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第一册第691页至第699页。）傅斯年在文章的末尾还申明了对读者诸君的期望：（1）学他的敢于推翻千余年古义的精神；（2）学他敢于称心所好，不顾世论的能力；（3）再把《诗经》的研究更进一步，发明文学主义的《诗经》。
        傅斯年肯定了朱熹对于《诗经》新理解之反经学传统的意义。傅斯年的评价，对于《诗经》研究无疑有推进的作用。他在1928年至1929年讲授“《诗经》专题研究”课程，有《诗经讲义稿》传世。（注：岳玉玺、李泉、马亮宽：《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198-200页）而这篇《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辩〉》中的特点，又得到了充实和发展。
        五、清代学术的“真是真非”
        傅斯年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四号《故书新评》栏中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一文，可以看作一篇清代学术史略说。
        傅斯年在比较清代学术和宋代学术的异同时指出，“宋儒明明白白是做自己的学问，偏说直接孔孟的心传，清儒明明白白是做自己的学问，偏说独合六经的正义。若是把这偶像打破，彼此明目张胆的争真是真非，可以省去许多无谓的辩论，而且争论的结果总要有益得多。”傅斯年的评论，虽然没有能够全面地定断所谓“真是真非”，但是大略的学术线索和学术异向，已经勾画出来。
        傅斯年说，清代学问是宋明学问的反动，“虽说是个新生命，其实复古的精神很大。所以我平时称他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清代学问是中国思想最后的出产品；在汉朝以后出产的学问中，算是最切实最有条理的。”面对宋明学问，清代成功学者另举起自己时代的旗帜。“宋朝的学问，在周濂溪、程伯子手里，已经有许多不着边涯的说话；以后愈闹愈甚，直到明末，心学普遍天下，直弄得遍天下皆是自负的圣贤。所以清朝的学问恰是针锋相对的发出。有明末的空洞心学，便有清儒的注重故训；有明朝士流的虚伪浅妄气，便有清儒的实事求是：有明末的束书不读，便有清儒的繁琐学问；有明末的不讲治事，便有清儒的专求实用。（注：原注：“顾黄颜李都如此。”）宋明的学问是主观的，清代的学问是客观的；宋明的学问是演绎的，清代的学问是归纳的；宋明的学问是悟的，清代的学问是证的；宋明的学问是理想的，清代的学问是经验的；宋明的学问是独断的，清代的学问是怀疑的。就这方法上而论，彼此竟是绝然不同，所以彼此的主义竟是完全的相左。”这样的判断，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用时代的眼光看，傅斯年肯定清代学术“比较的近于科学”。至于清代学术与西方科学的比较，傅斯年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仔细看来，清代的学问，狠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不过西洋人曾经用在窥探自然界上，我们的先辈曾经用在整理古事物上；彼此所研究的不同，虽然方法近似，也就不能得近似的效果了。”这种学术史的判断，是可以发人深思的。傅斯年甚至认为，“平情而论，西洋文化进化的步次，虽然和中国的不尽相同，大致说来还有近似的地方。”西洋近世科学家对中世纪的迷信“造反”，“我们中国的朴学家对着宋学开衅。”中西确实相似，“这不是我好为影响傅会的话，实在由于同出进化的道路，不容不有相近的踪迹了。”这种比附是否合乎历史的真实，还可以商榷。傅斯年进一步指出的两者的不同，特别值得注意：“但是有一件可惜的事，就是西洋的Re aissance时代的学者，求的是真理，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求的是孔二先生孟老爹的真话。他未尝不是要求真理，只是他误以孔二先生孟老爹当做真理了，所以他要求诸六经，而不要求诸万事物。”
        对于清代学术，傅斯年举例四派，即朴学派（即汉学派）、今文学派、理学派、浙东学派。对于其发展阶段，傅斯年分为五期：胚胎期（从王应麟到焦竑，这在清代以前），发展期（从顾亭林到汪慎修的时代），极盛期（钱晓徵、戴东原、段懋堂、王怀祖的时代），再变期（从孔众仲到俞曲园的时代），结束期（这一期的代表只有康有为、章太炎两人）。
        至于所谓“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傅斯年首先举出如下三种：（1）《汉学师承记》（江藩作的），（2）《汉学商兑》（东方树作的），（3）《东塾读书记》（陈澧作的）。他认为，这三部书都是对于初学的人最方便的门径书。随后，傅斯年又举出了十四种第二步的门径书：顾炎武的《日知录》（注：原注：“这部书和《养新录》，看来好像零碎，其实清代朴学的方法和精神，都可在里面见得。”），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注：原注：“这部书可当作清朝学问的方法论读。”书名原文作《尚书古口文证》，当是错排。），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注：原注：“这部书也是对着宋明思想革命的。清朝一代的政治理想，还算此书最高超。”），戴望的《颜氏学记》，钱大昕的《养新录》，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和《原善》，汪中的《述学》，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章炳麟的《检论》。傅斯年说，“以上的十几种书，为初学者言都可说是入门之用，但是就他们的本身而论，也是非常有价值，不仅是门径书而止。学者从此研究去，必能得正当的道路。”
        在《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一文的最后，傅斯年又有这样一段话：“我希望有人在清代的朴学上用功夫，并不是怀着什么国粹主义，也不是误认朴学可和科学并等，是觉着有几种事业，非借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做不来。这事业就是--（1）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中国学问不论那一派，现在都在不曾整理的状态之下，必须加一番整理，有条贯了，才可给大家晓得研究。（2）清朝人的一大发明是文字学，至于中国的言语学，不过有个萌芽，还不能有详密的条理。若是继续研究下去，竟把中国语言的起源演变发明了，也是件痛快事。（3）中国古代的社会学正待发明。以上的三种事业必须用清代朴学家的精神才能成功。但是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结果。所以现在的学者，断不容有丝毫‘抱残守缺’的意味了。”（注：《新潮》第一卷第四号，第一册第699页至第705页。）傅斯年在这里所说到的三项事业，恰是他后来在学术实践中努力进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他积极倡导“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以及借鉴“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的主张，两相结合，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工作，仍然是有积极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