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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故书新评》的文献学意义(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 王子今 参加讨论

    三、庶民文化的价值:“其情真”
        刊于《新潮》第一卷第一号《故书新评》中的第二篇,是对于宋郭茂倩撰《乐府诗集》一百卷的评论。题下注文:“汲古阁本。湖北崇文书局本。”
        这篇文章的主题,如傅斯年所说,“今先置此书本身之价值于不论,论‘乐府’之价值。”实际上对于“乐府诗”这种文学存在的文化意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傅斯年写道:“乐府诗歌者,中国最优美文学之一也。盖中国文学中有两种最有势力,而又最可厌恶之原质,到处发现而乐府之大部(非其全体)幸免焉。斯其所以贵也。其质惟何?一曰文学为独夫政治之附,二曰文情为字面之客体。”
        他所指出的中国传统文学之第一种丑恶原质,是附庸于专制主义政治的奴性。傅斯年又说:“世所尊为独贵之文学,皆所谓庙堂之作,易词言之,则为独夫政治之优倡也。此风气殊不以朝堂制作为限,凡一切文体,恒见其被感化。今任执一家文集观之,有不彼此优倡之化者乎?藉曰有之,亦极少也。”傅斯年鄙视中国人衡量文学以“堂皇典贯”为第一流的传统标尺的传统,说道:“此是妄人所谓堂皇典贵,其实但有卑鄙龌龊,何堂皇典贵之有。”但是,“乐府之郊祀、雅乐,固是‘兔园册子’,然清商燕乐,却不被其流化。世所传之乐府歌词,恒为情词备至之妙文章!其不受徘优之化,视‘杂体诗’更为能自洁焉。此一长也。”
        乐府诗又能够与所谓“文情为字面之客体”划清界线。傅斯年说,‘堆砌之体,盛于汉赋,自尔以后,一切体裁,几乎无不被影响者。故文情为字面之附庸,字面为文学之主体;拟诗文于‘镂金错采’‘飞青丽白’,则其为字面主义(Verbalism)可知矣。乐府诗歌者,或作于不解文书者之手,其无从运用字面主义可知。即文人为之,亦必不解文书者歌之;势必徇俗,专尚情趣;所有雕镂之功,无能为役也。今观《乐府诗集》恒有淫荡鄙陋之言,但觉其情挚,而不觉其淫鄙,其情真也。文人苦意为诗,恒有旷朗之言,然但觉其情挚,不觉其旷朗,其辞饰也。乐府诗歌者,歌于优倡之口,入于庶民之耳,托体如此,故不受中国文学界恶空气之熏陶也。此二长也。”(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41页至第142页。)文人之诗“其情游”,“其辞饰”,而“不解文书者”所作亦“不解文书者”所歌之乐府诗,则“其情挚”,“其情真”。能够有如此的发现,不仅表现出其学术眼光能够透见文化之真实,也表现出其学术立场已经有接近庶民的倾向。
        四、《诗》的真义
        发表于《新潮》第一卷第四号的《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辩〉》,是《故书新评》中篇幅最长的一篇。
        朱熹的这两种书,在朱熹同时的学坛就已经引起争论,在清代,更受到汉学家的攻击。傅斯年却给予朱子《诗》学的这两种成果以极高的评价。他说,“据我个人偏陋之见,关于《诗经》的著作,还没有超过他的。”其特长是,(1)拿诗的本文讲诗的本文;不拿反背诗本文的诗序讲诗的本文。(2)很能阙疑,不把不相干的事实牵合去。(3)敢说明某某是淫奔诗。总的来说,是能够扫除千百年来几乎已经掩埋《诗》的真正文化价值的经学尘埃,以真正求真的精神探求《诗》的真义。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一条教训是真实两字。”傅斯年说,《诗经》和《楚辞》“感想极远”,富于“奇想的妙用”不同,“写景便历历如在目前,写情便事事动人心绪。画工所不能画的,他能写出来。”傅斯年认为《诗经》的文学成功,主要是基于“情事逼真”。他评价道:“《大雅》和《颂》因为被体裁所限制,应当另论外,若《国风》《小雅》里的诗,没有一句不是真景,真情,真趣,没有一句是做作文章。为着这样的真实所以绝对的自然,为着绝对的自然,所以虽然到了现在,已经隔了两千多年,仍然是活泼泼的;翻开一读,顿时和我们的心思同化。文人做诗,每每带上几分做作气,情景是字面上的情景,趣味是他专有的趣味:所以就在当时,也只得说是假文学。《诗经》的文学,有三种独到的地方:一,普遍;二,永久;三,情深言浅。这都是自然的结果。我们把《楚词》和他对照一看,《离骚》里千言万语,上天下地,终不如《诗经》里的三言两语能够丰满啊!”《楚辞》与《诗经》风格大异,有作者文化资质的因素,也有地域文化传统的因素,当然不必厚此薄彼。但是指出《诗经》大多表现“真景,真情,真趣”,是准确的。
        “《诗经》对于我们的第二条教训是朴素无饰一句话。”傅斯年认为,“文学到了文人手里,每每要走左道。所以初民的文学,传到现在的社会里,仍然占据文学界的一大部。《诗经》的《国风》《小雅》,既不是文人作的又不是文化大备的时代作的,所以只有天趣,不见人工;只是裸体的美人,不是‘委委佗侘,如山如河’的‘不淑’夫人。”例如,“《七月》一篇,真是绝妙的‘农歌’。此外的文章,也是篇篇有初民的意味,--质直,朴素,因而逼真。”傅斯年说,“《诗经》里全没有巧言妙语,都是极寻常的话;惟其都是极寻常的话,所以才有不寻常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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