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初年斯坦因（Aurel Stein）等人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楼兰、尼雅、敦煌发现一批 汉晋木简，到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的469枚竹木简，木简出土总数达一万 余枚。其中，尤以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发现的居延汉简最为重要。它 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内容十分丰富，为后人研究汉代政治、经济、军事及史地，提供了 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引起了学者的高度重视。利用甲骨文字、敦煌文书、汉晋木简等新 材料，结合文献记载进行研究，成为新史学建立的标志。罗振玉、王国维最先涉足这一 领域，他们合著的《流沙坠简》开简牍研究之先河。劳韩继之，所著《居延汉简考释 》堪称居延汉简研究集大成之作。但是，王国维、劳韩的简牍研究，仅局限于排比事 类，与文献相比勘，或者考订某些字词，或者证实片断的历史事件，仍然没有摆脱把简 牍新材料视做历史研究的工具的传统窠臼，停留在以简证史的层次。尽管沙畹（EdwardChavannes）已经认识到了简文笔迹的相似性，王国维在《流沙坠简》的附表中曾对敦煌 诸燧相当于简上何等级的治所作过初步的推定，马衡也曾经试图用坑位来编次居延汉简 ，都意识到了考古学在简牍研究中的重要性，但限于条件，他们并没有完全将考古学纳 入简牍研究范围之内。只有到了陈梦家，这种局面才得到了彻底的改观。
    一、《汉简缀述》：简牍学与考古学结合的典范
    陈梦家（1911-1966），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南京，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 考古学家，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与徐志摩、闻一多一起，是“新月派”后期颇有影 响的年轻诗人，先后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调至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任研究员。陈梦家由研究古代宗教、神话、礼俗而治古文字，再由古文字研究转入古代 历史和考古学研究，在《尚书》、甲骨分期、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等领域做出了杰出的 成就。除《汉简缀述》外，他还著有《尚书通论》、《殷墟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 代》、《六国纪年》等多种。
    陈梦家虽然没有受过田野考古的专业训练，但深知考古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早在1937年，他与闻一多等人一起前往安阳，参观殷墟的最后一次发掘。40年代，他在 美国讲学期间，较多地领略了西方现代考古学资料的整理方法。1952年院校调整后，陈 梦家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多次去考古现场参观，熟悉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因 此，陈梦家能够按照考古学的要求，发扬金石学的传统，推陈出新，尽可能科学地整理 大量考古发掘物及非发掘出土的资料，在某些研究领域（如甲骨卜辞、殷周铜器、汉晋 木简等），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1959年7月，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发现《仪礼》简册，次年六七月间，陈梦家被中国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派往兰州，协助甘肃博物馆整理武威出土的汉简，并做进一步的研究， 写了释文、校记和叙论。同时，他还对此墓所出的日忌、杂占简以及18号墓出土的“王 杖”十简也做了考释，后经反复修改，于1962年定稿为《武威汉简》一书出版。
    与此同时，陈梦家还负责《居延汉简甲乙编》的编纂工作。以此为契机，他的研究兴 趣遂从甲骨文、金文铜器方面转到了汉简研究领域，对居延、敦煌、酒泉等地所出汉简 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研究，其中包括对居延汉简的出土地点、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 燧遗址的分布排列，以及简牍形制的考索。直到1966年逝世为止，他仅用了三年多的时 间，共完成14篇论文，约30万字，结集成《汉简缀述》，由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将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应用于简牍研究，是陈梦家《汉简缀述》的最大特色， 尤其是与考古学的结合，标志着简牍学科的正式形成。所谓简牍研究与考古学的结合， 主要是指结合发掘报告对出土简牍内容进行综合考释时，研究当地的历史、地理情况， 这在居延等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研究中尤为重要。例如，对整个居延烽燧遗址的分布定 位，即属于考古学研究的范畴。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和防御制度》，就是利用考 古发掘报告所写的杰作。这一方面与陈梦家的考古学意识密不可分，同时也是发掘报告 等原始记录陆续刊行公布的结果。由于考古技术和方法的落后，加之斯坦因等人并不是 受过专门训练的考古学家，因此，他们在西北楼兰、敦煌所获的汉晋木简并不是按照严 格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学方法发掘的，除了记录简牍的大致出土地点外，根本没有关于层 位的记载。即使斯坦因等人所著的考古探险记录，如《中亚与中国西陲考古记》、《亚 洲腹地考古记》、《中亚古道纪行》等，译成中文传入中国的时间已经很晚了。再如， 居延汉简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发现的。这是汉代张掖郡 居延、肩水两都尉所属边塞的屯戍文书。这批简牍是在几个重要地方加以试掘所获，有 的则是地面采集到的。但是，负责发掘事宜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Bergman）没有及 时公布这批木简的发掘报告，无法确定出土地点，因而居延汉简研究只能停留在考释字 词等低层次上，无法深入。出土地点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与出土简牍有着必然的 联系。遗址的地理沿革、性质用途和一切考古现象，是简牍文书的社会历史背景，对于 简牍的断代、缀合及内容的研究，意义重大。直到1956～1958年，居延汉简的发掘报告 （贝格曼原稿）终于由索马斯特罗姆（Bo Sommarstrom）编成《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 告》，在斯德哥尔摩出版发行。此前的1945年，贝格曼《蒙新考古报告》也公诸于世。 这些原始资料的相继问世，为居延汉简的研究指出了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