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学也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汉简研究之前，陈梦家从事甲骨文研究时， 曾片面地注重于文字的分析与寻求卜辞中的礼俗，后来，因为做了铜器断代的工作，才 觉得应从断代入手，全面研究卜辞，遂写了《甲骨断代学》四篇，后又写成《西周年代 考》、《六国纪年》等关于年代学的文章。他说：“年代是历史的尺度，而先秦史的研 究，尤须对此先有明确的规定，然后史事才可有所依附。”[4]（P411）商务印书馆1956 年出版的万国鼎编，万斯年、陈梦家补订《中国历史纪年表》，其中有陈梦家根据《商 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而编排的比较详细的《夏商周年代简表》与《殷年代简表》。他 在“重编叙”里说：“准确简明的历史年表，不但是从事研究教学历史、地理、考古和 其他学科必要的工具书，也是文物工作者、图书馆工作者、博物馆工作者、文化馆工作 者、编辑工作者等所不能缺少的工具书。”[5]因此，陈梦家将对年代学的研究与考古 学、古文字学结合起来，对汉简材料做仔细的分期考订，并得到天文历法专家钱宝琮的 协助，重新推排汉代的历谱。《汉简年历表叙》即是汉简年代学的研究成果。这篇文章 以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汉简为主，辅之以文献记载，如宋人刘羲叟《长历》、清代汪 曰桢《历代长术辑要》、近人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以及实物铭文、金石碑刻等，分 作汉简年历，汉代纪时，汉代占时、测时的仪具三节，广泛探讨了汉代年表与朔闰表， 两汉历术，汉简年历表，汉代时刻、时辰、时分、五夜、一日之始、干支纪时以及式、 日晷仪器等许多问题，对汉代施行的历谱做了实录的证明，即不仅限于采用历术推步， 佐以《汉书》等两汉史料为证，而是从西北屯戍所中两汉官文书木简以及其他金石资料 ，这就避免了使用文献因传抄、重印而导致月名和日序干支有讹误的情况。因此，陈梦 家所排列出的两汉年历，较之前人研究，如劳韩在《居延汉简考释》的“考证之部” 中对汉代年历问题的论列，董作宾《汉简永元六年历谱考》所作的考证，有更大的权威 性。诚如周永珍所言：“这种从考古学着眼，以断代为纲，进行全面研究的方法，贯穿 在陈梦家对汉简研究的工作中，为了研究方便，还曾专门致力于年代学的研究，从夏商 的积年、西周年代考，一直到六国纪年表，为研究古史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年代标尺。” [6]
    二、开辟简册制度研究的新领域
    简牍研究与考古学的结合还包括对古代简册制度的综合研究，全面总结古代简牍的制 作、书写、编联、使用方法等特征，揭示古代法令中对简牍使用制度的不同规定。如诏 书、法律文书、经籍等用简尺寸，有助于区分与利用出土简的年代和内容。简牍作为战 国至魏晋时期主要的书写材料，上承甲骨卜辞、钟鼎铭文，下启纸张和印刷的发明与使 用，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中国文字的直行书写和自右至左的排列顺序渊源于 此，即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之后，中国书籍的单位、术语以及版面上所谓‘行格’形式 ，也是根源于简牍制度而来。”[7]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陈梦家依据出土简牍材料，对汉简的制作材料，经典和其他简策的长度，简札的刮治 、编联、缮写和削改，每支简容纳的字数，简册上的篇题、页数和尾题，全篇写成后的 齐简和收卷，以及错简、标号、书体和字形等问题，都做了详细的研究、探讨，为探究 中国书籍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使简牍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这与 陈梦家早年甲骨文字研究有关，他在《殷墟卜辞综述》中说：“作此书时，注意到两件 事，一是卜辞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结合；二是卜辞本身内部的联系。”[8]（P1）即根 据字体、卜人、用材、前辞形式、称谓、祭法和记时等方面的分析，参阅有关甲骨的出 土坑位，对卜辞进行断代。由此看出，他所研究的对象已不是单纯的甲骨文字，而是兼 及甲骨品种、修治方式、背面的钻凿形态，甚至无字甲骨了；研究方法也从文字的考释 和史料的整理，进一步发展到以考古学为基础的研究。同样，在整理研究青铜器时，陈 梦家不仅注意铭文，还观察其形制、纹饰、功能和冶铸技术，即首先确定分期前不同时 期的标准器，辑录出土点及组合关系。他尤为重视科学发掘所获的成组青铜器，根据铭 文中同人、用地和同事等内部联系，把若干独立的青铜器联系起来，使分散的铭文得以 在内容上互相补充，前后串连，从而使金文材料变为史料。陈梦家把研究甲骨文、青铜 器的方法运用到汉简之中，克服了以往的研究者均把简牍作为历史研究工具的偏向。他 们关注的焦点是带有文字的实物，摆脱不了传统金石学的束缚，因而导致大量无字简的 弃置，这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简牍学的研究内容。而陈梦家却独辟蹊径，从文献档案学 与考古学相结合进行探索，其《从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即是对简牍本身进行研究的 突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