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20世纪初叶，在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进程中，陈先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以其爱国主义的巨大热忱，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成果，对我国传统的史学方法进行总结和改造，以宗教史、历史文献学、元史研究为阵地，为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开创性的贡献。陈垣先生勤奋治学的一生，是精益求精、开拓进取的一生。尤其在晚年，他不顾年高，认真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新中国文化事业的规划和建设中；他耕耘不息，七十多岁以后依然撰写了40多篇史学论文，主持了整理《册府元龟》和新旧《五代史》的大型项目。陈垣先生晚年的史学放射出新的光彩，本文拟就他晚年的史学成就作一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前辈和师友。
        一、学术思想的升华
        陈垣先生晚年，思想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转变。北京解放后，他看到了“纪律严明的军队，勤劳朴实的干部，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党”，他发现“我们所向往的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道路”（注：陈垣：《党给我新的生命》，《人民日报》1959年3月12日。）。新中国建立，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给当时许多报国无门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光明和希望。陈垣先生目睹国家和民族的新兴，为时代所感奋和召唤，学术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不断明确了学术为人民、为社会服务的方向。这一思想对他后期的学术影响颇大，对此，陈先生曾有多次的表述。比如，在1950年首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他就对自己以前“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学方法进行了反省，认为从前的研究“谈不到大众化，更谈不到为人民服务”，“糊里糊涂做了一辈子学问，也不知为谁服务”（注：见《光明日报》1950年6月5日。）。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更谦逊地说：“解放前我著书，只凭自己一时的兴起，不问人民需要不需要，故所著多不切实用之书”（注：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页。）。1955年，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陈先生代表哲学社会科学部发言，进一步阐述了学术研究为社会服务、为人民贡献的方向。在检讨旧时代的科研工作时，他说，“解放前大多数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单干户’，各人搞各人的……彼此之间很少有联系，更难得有合作。结果常常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为学术而学术’，脱离实际，对国家和人民不可能有多少贡献”。而现在，“我们可以按照人民的迫切需要、国家当前的任务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了”（注：见《人民日报》1955年6月1日。）。
        陈垣先生晚年大力提倡学术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这种学术思想的升华，决非一时应景之说，而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的。学术经世、鉴古知今是中国史学的古老传统，陈先生正是继承发扬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当然，他对史学时代使命的认识又与传统的史学“经世致用”有根本的不同，历史上史家讲“经世致用”，多数是为封建王朝提供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而陈先生的出发点则是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全社会。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着意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注：陈垣：《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4页。），著书立说，斥敌斥伪，用史学直接服务于抗战事业。他在晚年受时代的鼓舞，学术思想升华为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境界，正是他原有思想基础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而这种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由于有了唯物史观的指导，又将“有意义之史学”进一步提升到科学认识的新高度。
        陈垣先生晚年学术思想的升华，还表现在他不顾年高，而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北京解放后，先生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列、毛泽东的理论著作。在《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中，他说他读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毛泽东选集》的一些其他文章，“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注：见《人民日报》1949年5月11日。）。此后，他又“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国家与革命》，还有其他经典著作”（注：刘乃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陈先生在谈到自己史学思想由钱大昕考据之学，到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全祖望故国情思之学到服膺毛泽东思想的4次转变时说：“解放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悟前者之非，一切须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耳。”（注：见《纪念陈垣校长诞辰一百周年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虽“时感不及”，但他奋起直追，以七十多岁的高龄，通过自学，参加政协举办的学马列讲座，参加土改运动，访贫问苦，逐步形成了新的世界观和唯物史观。
        从陈垣先生后期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始运用唯物史观来考察和分析历史。他在1958年所写的《学习历史》一文，较为系统地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阐释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科学？学习历史有什么用等基本问题。他说，“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人类历史，首先就是劳动生产者的历史”。“历史科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历史进程，英雄人物自然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推动力量是人民群众。学点历史，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就不会迷信个人，迷信权威，可以培养我们群众观点”。“学习历史还可以培养我们的唯物观点、革命观点，并且可以培养我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们学点历史，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不是为了向后看，而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是为了在历史上学习斗争经验，吸取教训，更有效的进行革命和建设”（注：陈垣：《学点历史》，《北京日报》1958年7月12日。）。在陈先生的其他著述中，也体现出不同以前的进步的历史观。比如，他批评封建官僚动辄将侍者称为“奴子”（注：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2页。）；相反，则表彰封建知识分子参加农民起义的事迹（注：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473页。）。他在《明季滇黔佛教考》的重印后记中重新审视旧作，谦虚地称此书“限于当时思想认识，过于重视知识分了，看不见人民大众，致立论时有偏颇，此则有赖于高明之指正者也”（注：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0页。）。这些都体现他重视人民大众历史作用的思想。他还注意以新的史观来对待民族关系问题，在指导他人写作时对于把元朝统治者泛称为“蒙古”，或将元人称为“蒙古佬”的做法予以纠正（注：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81页。）。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陈垣先生晚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依然贯彻了他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史学研究和论著中不搞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套用。比如，他在《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一书审查意见》中，就批评了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指出该书在要籍后所加“需要我们批判的来理解”、“需要我们批判的来领会”的按语意义不大。他认为，“其实所介绍的历史要籍除几种工具书外，何一不应批判的理解”，如果要批判，就应有真实具体的内容，光贴“批判”的标签，“似可不必”（注：《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460页。）。他在《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一文审查意见》中，更是批评了那种从教条主义出发、不切实际地否定史学传统和遗产的做法。他说：“旧考据有不科学的，但也有科学的，不能一笔抹煞。故此文题目只能说科学的考据与不科学的考据不同，不能说‘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他在指出文中提法的不妥之后，又说：“诚如此文所标志，容易令人误会，以为旧考据都是要不得的。引言中又提到‘顾炎武的《日知录》完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骂农民革命为盗为贼’。这都是时代的关系，无可苛求。如果说这些都是要不得的，那我们就无历史可看，更无前人文化遗产可继承。”（注：《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471-472页。）这种辩证地、切合实际地对待史学传统和遗产的论述，反映出陈先生对唯物史观精髓的把握；在50年代后期，他对于学术界一些过“左”的行为做出如此冷静、客观的分析，实在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