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应该特别申论的是，陈先生重视考证，但并不把考证作为史学的终极目标。正如他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所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他不为考证而考证，考证的目的在于求得历史真相，求得通识。
        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所考问题虽小，关联之事却大，这是先生晚年考证尤为突出的特点。比如，他跋王羲之书卷真迹，揭示题记中巙巙、边鲁、偰玉立、忽都鲁弥富、纥石烈希元、雅琥等题名，皆精于汉字书法的少数民族书家，其中巙巙尤为著名，与赵孟頫并称北巙南赵。由此见元代各族文化之融合（注：陈垣：《跋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真迹》。）。他考敦煌西凉户籍残卷所载姓氏，证其皆中州旧姓，指出自汉以后，敦煌为中西交流之枢纽，西域与京洛必经之孔道，故敦煌文化极盛，在此多见中州旧族姓氏，则可证中西交流之频繁（注：陈垣：《跋西凉户籍残卷》。）。他跋孙星衍信札，考揭孙星衍不信西方天文学说及孙氏对戴震、江藩、江永、凌廷堪等人“笃信”的批评，从而说明乾嘉学者对西方科学的不同态度（注：陈垣：《跋凌次仲藏孙渊如残札》。）。以上是从小问题的考证，看不同文化的交流，看社会历史风尚的变动。
        陈先生在考证中，又善于由小见大，从一般问题归纳出学术通则和结论。他考《续灯正统》、《五灯全书》对海云卒年记载的错误时就指出，“吾人因此得一教训，先辈作文，纪年喜用甲子，甲子六十年一周，若不细加调查，就往往移前或移后六十年”，“故读史贵有年表”（注：陈垣：《谈北京双塔寺海云碑》。）。他考戴望卒年，遇有歧说，引戴望有关年岁的自述以定孰是，并归纳出有关通则，即“年岁之事，据友人之言不若据家人之言，据家人之言不若据本人之言”（注：陈垣：《戴子高年岁及遗文》。）。他辨析明本《册府元龟》胜宋本诸处，指出明人校此书所用功力，作出不得以“明人空疏”而将明代校勘一笔抹煞的结论（注：陈垣：《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
        要言之，陈垣先生晚年的历史考证拾得天趣，更为简洁清峻，其精妙之处非一时能尽论，当俟他日再作另文研究。近些年来，学术界有些人对陈垣先生晚年的史学成就认识不足，有的人甚至连翻检一下陈垣先生的著述目录或相关的报刊杂志也没有，就断言陈垣“1949年后除了整理修订旧著外，基本上没有在史学方面再撰新著”（注：陆键东：《陈寅恪先生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03页。）。这不但无视陈先生解放后在全国性史学建设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也无视他解放后撰写的40多篇史学论文。这种以非学术方法所作的学术评论，是极其草率和不负责任的（注：应当指出，有关论者随后又说：“暮年陈垣，亦有雄心大计，那就是整理出版《册府元龟》，终因年高多病，壮志难酬。”此话亦误，由陈先生指导整理，并亲撰序言的《册府元龟》于1961年出版。）。
        陈先生晚年身体虽康健，但也时有病扰，1953年底至翌年初，因脑血管硬化、双手麻木住院，后来又因胆囊炎、胃部手术住院多次，但他总以乐观的态度战胜疾病，不间断地进行学术研究。陈先生晚年的史学成就令人钦服，先生晚年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学术上精益求精的精神更是令人敬仰，这方面值得总结、弘扬的内容还很多，本文谨作抛砖引玉之试，不当之处，敬祈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