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晚年历史考证的成就
        陈垣先生晚年史学著述既有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如《厚今薄古是今日史学界必需走的道路》、《学点历史》、《史学工作的今昔》等等；又有谈学风、治学方法和研究方法的文章，如《谈谈文风和资料工作》、《谈谈我的一些读书经验》、《在中国佛学院教学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在道教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等等；而最多的仍是他的历史考证论文。先生逝世不久，香港存萃学社就编印了《陈垣先生近廿年史学论集》，其中收考据文18篇。可能因当时收集材料不易，该集所收陈先生后期史学论文不及一半，仅考据文可补者至少还有《柬埔寨始通中国问题》、《陆棠介绍》、《跋陈鹏年自书诗卷》、《鉴真和上失明事质疑》、《萨都剌的疑年》、《跋陈鹏年书秋泛洞庭诗册》、《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注：以上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以及《臞仙及活人心法》（注：《江西中医药》1958年第5期。）等8篇。先生晚年的考据文益臻佳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诚如他的老友尹炎武先生所说：“尝与柳劬堂（按：即柳诒徵）、鲍技九（鼎）谈当代擅场史学，而以深入浅出之文达之，励耘书屋外无二手也。”（注：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17页。）先生晚年历史考证的成就，非本文所能尽述，在此谨先概括为几个方面，略表管窥之见。
        第一，先生晚年所作考据文，多数为短篇，但涉及范围甚广，大致可厘为考辨历史人物、事件，考辨年代时间，辨析史料等几类。如《跋董述夫自书诗》（注：以下凡引论文，皆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考明洪武、万历两董良史，指出洪武者乃名董纪，字良史；万历者乃名良史，字述夫。辨《明诗综》、《四库提要》、《明诗纪事》混二者为一人，相继蹈袭之误。《谈北京双塔寺海云碑》则述海云及撰碑者王万庆事迹，又用《元史·刘秉忠传》，指出秉忠释僧服为宰相，实出海云所引之因缘。考事件则有《佛牙故事》、《法献佛牙隐现记》、《鉴真和上失明事质疑》等文。《佛牙故事》爬梳剔抉内典、外典各类材料，展示佛牙在中土流传千余年的踪迹；《法献佛牙隐现记》是对前文的补充，考揭南齐僧统法献自芮芮得佛牙，传入中土，经济、梁、陈、隋唐，至孟蜀、后唐、后晋、北汉、辽、清等十余代隐现过程，补述了佛牙自汴入北京，由辽丞相耶律仁之母郑氏埋于西山招仙塔下，清末八国联军炮轰招仙塔，僧人复得佛牙一节。《鉴真和上失明事质疑》一文，指出鉴真失明事《宋高僧传》不载，仅《东征传》提及一句，且前后叙述可疑，如鉴真的弟子竟能当面谈及盲龟等等，“如果和上这时是盲，岂能当面说盲龟开目等话”。年代学是陈先生专精之学，他晚年跋清人手札信简，多涉及时间年代问题。此外，又如《跋胡金竹草书千字文》，则先考据胡金竹生卒年而辨“草书千字文”之真伪。《萨都剌的疑年》和《戴子高年岁及遗文》则为专考人物疑年之作。考辨史料文献的工作亦是他晚年注意较多的问题，其中大如校勘、评述《册府元龟》，小如考揭敦煌西凉户籍残卷。此外，还有对《元代大德南海志》、永乐大典本《南台备要》、《旧五代史》辑本、《王羲之小楷曹娥碑》的辨析，等等。
        需特别说明的是，以上例举陈先生晚年考证文所涉范围数项，实为叙述方便之说，其实他的考证往往举一反三，在不长的篇幅内创获多端。例如《谈北京双塔寺海云碑》文，除考证海云禅师事迹外，又指出碑文“关涉元朝开国时史料，足补史所未备”的重要价值；说明此碑乃元代《佛祖通载》，明代《续灯存稿》、《五灯会元续略》，清代《继灯录》、《南宋元明僧宝传》、《续灯正统》、《五灯全书》等佛籍记海云事迹之史源。由此引申，复又辨正《续灯正统》、《五灯全书》、《南宋元明僧宝传》的“海云传”不明年代学，误植干支之谬。最后，以海云碑为例，申论僧人塔碑、塔颂、道行碑各不相同的体用。总之，先生晚年考证笔势所向披靡，左右逢源，文中精彩纷呈之处，常常令人目不暇接。
        第二，陈垣先生晚年的考证短文，愈显布局周匝缜密，行文老健的气象。后学对于先生晚年史学论文中精妙的考证方法未能尽窥堂奥，仅就其中有关考辨年代的若干方法。略识一二。
        首先，陈先生考证时间年代，注意相关事实的比证。在《跋陈东塾与郑小谷书墨迹》中，东塾书札仅署五月十五日，虽未署何年，但先生抓住信中所言“去年大病”、“注疏已刊成”（注：指重刊《十三经注疏》。）、“谭玉生已逝”等事件为同治十年（1871）事，初步认定该信写于同治十一年；又指出信中称曾涤生（曾国藩）谥号“文正”，曾氏卒于同治十一年二月，而郑小谷卒于同年十月，最后确定该信应作于这两个时间坐标中的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其二，在考证历史人物年代时，与之相关的人物是很重要的参照对象，因此陈先生也重视相关人物的比证。《跋胡金竹草书千字文》的目的是要考胡书千字文真伪，因帖上署有“乾隆丁未人日”之期，所以考胡金竹生卒年成为此帖辨伪的关键。胡金竹生卒年的第一线索为李文藻《南涧集·金竹先生传》，称胡金竹卒年七十四；第二线索为胡金竹送罗戒轩诗，自注云：“君生癸未，余生甲午。”仅知“余生甲午”犹不足，干支一周前后相差60年，究竟是哪一个“甲午”？因有罗戒轩这一同时期的人物作比照，故先生确定胡金竹生年为顺治十一年甲午，卒年七十四即雍正五年丁未。于是，所谓“乾隆丁未”书之说不攻自破，乃伪帖也。
        其三，在纷繁的史料中，人物的生卒、地点的变迁、官职的升黜，往往是历史记载的关节点，每一个关节点都隐含不同的时间坐标。陈先生的年代学考证，便常能准确捕捉历史记载的关节点，由此及彼推导出正确的年代。例如，《跋洪北江与王复手札》一文，所跋洪亮吉与王复信札有月无年。在考证年代的过程中，先生以信中“新方伯”一词为关节点，展开辨析。指出“新方伯”即景安，乃和珅族人，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由河南按察使迁河南布政使，所谓“新方伯”，正是接任未久之意。移前一年，景安未为方伯；移后一年，不得称为新方伯。“因此断定此札作于乾隆五十三年，当无疑义”。
        其四，在歧说较多又无其他确证的情况下，陈先生则运用排除法，通过反证剔除各说中疑问较多的材料；最后当明显优于它说的史料成为最符常理的证据时，问题也就豁然得解了。《跋凌次仲藏孙渊如残札》一文，从札中“弟服阕后已半载”一语为关节点，着手研究孙氏丁忧在何年。孙氏丁忧有三说，其中孙氏自述“嘉庆丁巳岁予丁母艰”之说本最为有用，但却与孙氏自言丁巳九月办理河工等数条记载自相矛盾，经反证，陈先生指出：“是‘丁巳丁艰’为误记，在渊如著作中，此等错误常有也。”故此条可以排除。接着，他又排除了阮元“嘉庆四年己未”说的可信性。最后，从礼制的实际情况和记载的详细程度等方面，确定孙氏表弟张绍南所作《孙渊如年谱》的“嘉庆三年戊午六月”说为较可信。结论是：“戊午六月丁忧，庚申九月除丧，再加半载，则此札应为嘉庆六年辛酉四五月作，与札中‘溽暑苦陆行’语亦合。”
        以上所概括的陈先生晚年史法若干，实属一管之见，不仅难表万一，更深恐有误释之处。然而，有不容置疑者，先生晚年各种考证史法的运用，依然保持和发扬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这是他的历史考证能够使人心悦诚服的前提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