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大凡有作为的学人，在治学道路上总是有一种思想上的境界和动力。正是 这种境界和动力，使他们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攀登，直到光辉的顶点和生命的终结。 这些学人，留给后世的，不只是他们的皇皇巨著，还有他们的思想和精神。
    白寿彝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学人，一位享誉中外的史学家。当我们怀着钦敬的心情，去 追寻白寿彝先生的治学道路时，就会逐渐感受到他的这种思想动力的巨大和长久。
    一、神圣的社会责任意识
    白先生治学的动力，首先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这也是他的史学思想的根基。1937年， 他的第一部专著《中国交通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学术界的第一部中国交通 史。这年，白先生28岁。作为一个青年史学工作者，白先生已显示出他对于国家命运、 社会前途的关注与责任。他在本书最后一章即第六章《中国交通事业之前途》中，从六 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交通事业前途之很大的障碍”，进而指出：“在这个时候，国难严 重到了极点，这种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业是需要政府和人民拼命去作的。我们的一部中 国交通史，究竟是一部失败史或是一部胜利史，在最近的数年中就要决定。这个时代已 不是再容我们优游岁月的时候了。”（注：白寿彝：《中国交通史》，第211页，河南人 民出版社，1987。）这一段话，写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九”运动之后，“七 七”事变前夕，只要我们回溯历史，就会感受到作者的这些话是多么的深沉，多么的有 分量。
    由此可以看出，白寿彝先生从他踏上治学道路的时候起，就明确地树立起史学工作者 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神圣的社会责任感伴随他走过60多年的治史生涯，直到生命的最后 一息。
    作为一位有广泛影响的史学家，白先生的社会责任感主要反映在这样几个方面：
    --对史学工作有崇高的目标。史学工作是神圣的。在中国古代，这种神圣性固然有 针对朝廷和君主的一面，同时也有针对历史、当世和后人的一面。近代以来，这种神圣 性主要是针对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同时也针对历史和后世。白寿彝先生在这方面 有很突出的自觉意识和深刻见解。1984年，在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之际，白先生在《面临 伟大的历史时代》一文中写道：
    近几年来，我常常想，一个历史工作者，要使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意义，有价值，对 人民有好处，就不能没有时代感。我所理解的时代感，有两方面意思。一方面，是要从 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时代的认识水平去研究历史、阐述历史；又一方面，是我们对历史的 研究和阐述要反映时代的要求。这就是说，我们不能脱离时代去认识历史；而只有当我 们正确地认识了历史的时候，才能深刻地理解当今的时代，更好地为时代的要求服务。 这是历史研究工作之所以能够教育历史工作者本身、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所在。（ 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21、176、185、549、370、2 72、279、8、31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在这里，白先生把时代的认识与时代的要求和教育自己与教育他人几个方面的关系作 了辩证的阐说，从而深刻地揭示出史学工作之神圣性的理论和实践的归宿。史学工作的 崇高目标，是必须由史学工作者通过研究所得使自身受到教育，然后再去教育他人，才 能实现的。20世纪80-90年代，在经历了种种政治风浪和总结了史学工作的多方面的经 验教训之后，白先生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论述，这是他的史学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 要标志之一。
    --为学科建设殚精极思。不断推进学科建设，才能不断提高史学工作的质量，努力 实现史学工作的崇高目标。20世纪50-60年代，老一辈的史学家翦伯赞先生为历史学学 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80-90年代，白先生在这方面继续作出贡献。1978年，在“文 革”结束后不久，他发表了《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演讲，就学风问题、理论问 题、组织问题提出了系统的认识和具体的建议。他讲学风，是把中国古代史家重视才、 学、识、德和当今史家如何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使人感到真 切、具体。他讲理论，是强调根本原则，指出：
    理论问题，最具基本的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 会意识，阶级和阶级的斗争，个人和群众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