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纲要》在勾画历史轮廓时，是采用“粗线条”的手法。这是因为，惟有用 “粗线条”，才能使轮廓清晰、醒目。《中国通史纲要》中的“远古的遗存”跟“古老 的神话和传说”两章，概括了奴隶社会以前的全部历史。而关于奴隶社会，《中国通史 纲要》径自从商代说起，对于夏朝是不是奴隶社会这个目前尚在研究、探索的问题，则 不去深究。根据同样的道理，作者把东周初年和春秋战国作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 期，而不勉强论证奴隶制究竟亡于何时，封建制究竟兴于何时。至于封建社会，作者明 确提出了“成长”（秦汉时期）、“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继续发展”（ 五代宋元时期）和“衰老”（明清时期）等四个发展阶段。从1840年至1949年，是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五四”运动把它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中国通史纲要》勾画的这 样一个中国历史轮廓，既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的独到见解，也易于给读 者留下鲜明的印象。
    多卷本《中国通史》在“通”的方面的要求是：作为通史，一方面，要求全书各卷之 间脉络贯通，要求于阐述沿革流变之中体现“通”的精神，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另一 方面，要求每一卷阐述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诸因素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 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要求各卷阐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的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 中外社会历史比较研究。此外，在年代上，它始于远古，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也是它在“通”的方面不同于现有许多中国通史著作的地方。当然，由于本书部帙浩 繁，参与撰写的作者人数很多，在对“通”的要求上和体例上各卷情况有所不同，这是 难以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方面，白先生的通识同样有丰富的、广阔的展开。他在20世 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两篇文章，是在具体 研究方面和宏观把握方面对中国史学史作了“通”的概括（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 ），第462-486页，《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595-601页。）。他在1986年出版的《中 国史学史》第一册，其中以大约10万字撰成的《叙篇》，就“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 ”、“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我的摸索和设想”等问题作 了系统的阐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叙篇》，是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部论纲， 其理论上的见解、脉络上的连贯、学科建设上的构想，真正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地，是 通识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白先生在治史上的通识，还反映在关于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宗教史、交通史、历史 教育等领域的研究中。大家知道，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在某个领域中达到“通”的要求 ，很不容易；要达到通识的境界，就更不容易了。清代史家章学诚论文学上的“史部之 通”时说道：
    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 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 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 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 斯为极盛也。（注：《文史通义·释通》。）
    杜佑、裴潾是唐朝人，司马光、郑樵是宋朝人，章学诚把他们的著作看作是“史部之 通”的“极盛”的表现，足见他对“通”的推许。这里，章学诚说得很概括。明清之际 的史家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通”有比较具体的说明，可与章学诚所论互相发明。 王夫之这样写道：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 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 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注：《读通鉴论·叙论四》之二。）
    章学诚论《资治通鉴》的“通”是在于“合纪传之互文”，是从史事上和体裁上说的 ：而王夫之的这一番议论，则是从内容上和思想上道出了《资治通鉴》之“通”的含义 。
    可见，一个领域的“通”尚如此不易，若干领域的“通”以及各领域之间的“通”， 就更加难得、更加可贵了。白先生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的“通”都作出了努力、都取得 了成就的史学家。他关于史学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对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有促进和深化的 作用；反之，通史的研究和撰述，也有益于对史学史、民族史的认识和把握。从专史中 可以看到通史的背景和修养，从通史中可以看到专史的功力和见识。这是白先生之通识 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也是我们藉以探讨和认识他的史学成就的一条“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