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突出的通识器局
    中国史学传统上有两个方面很突出，一是贵通识之才，一是贵独断之学。白先生继承 了这个优良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使其具有时代特点和科学精神。
    白先生称道史学上的通识之才，他在发掘和阐发这方面的思想遗产的研究上，显示了 他的深思与卓识。他论《史记》“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思想时指出：“《史记》重视历 史变化，重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史记》要求以‘通古今之变’的态度去 看历史，这是跟正宗儒学对立的又一个方面，是跟后者所倡言‘天不变，道亦不变’， ‘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相对立的，也就是以一种历史态度跟武断的非历史态度相对立 的。”他十分重视《史记》的十表，认为：“《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 之变的。”白先生还深入分析了司马迁提出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原则，认为这 是《史记》“提出来的‘通古今之变’的方法。总的来说，这八个字有要求考察诸历史 现象、诸历史事件全部发展过程的意思。分开来说，‘原始察终’似注意于考察原委者 较多，而‘见盛观衰’似注意于历史的转折者较多。”他进而举出许多篇章对此进行论 证（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下），第308-309、885-886、660页。）。
    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是最早以“通古今之变”为撰述宗旨的史家，他对后世有很大 的影响。郑樵、马端临、章学诚等人都是盛赞贯通古今作史宗旨的。除了古今的通以外 ，还有思想的通，《史通》、《文史通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白先生综合古代史家之 “通”的底蕴，提出以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即世称“三 通”为基础，加上《史通》、《资治通鉴》和《文史通义》合为“六通”，并撰《说六 通》一文。他认为：“在‘三通’以外，加上《资治通鉴》，再加上刘知几的《史通》 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六通’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可合称为‘四史六通’，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注：《白寿彝 史学论集》（下），第308-309、885-886、660页。）他的文章对“六通”分别作了分析 和评论。
    在教学中，白先生也力主“通”。早在1950年，他在《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 的一些实感》一文中，就批评对于中国史学不能贯通讲授的做法，即“教到哪里算哪里 ，教到秦汉就结束了的有，教到了南北朝结束的有。即使勉勉强强地教到清末，也往往 是到后来跑跑野马，并不是事先就有计划。”（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86、 322-341、307-321、176、185、549、370、272、279、8、310、155、202-204、29 -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进中国通史 教学的具体意见。30年后，他再次批评类似现象：“培养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在大学毕 业多年以后，还难以胜任一门完整的课程。甚至于一个教师只能教一章一节的课程，一 门课程好几个人合教。”他针对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两门“通史”的教学现状指出：“ 一门课程搞了四年，要经过好多位教师去讲授，这个‘通’字很难做到，可以说‘通史 ’不‘通’。”他建议压缩通史的分量和课时，多开专门史、断代史、国别史。通史压 缩了，就有可能讲得好，这要求教师“在轻重去取之间，在脉络贯通之间下功夫”，“ 教师要有点‘别识心裁’”（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 21、176、185、549、370、272、279、8、31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1994。）。白先生自己授课多年，教学经验丰富，他的这些见解都有很强 的实践性，容易被人们理解和实施。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白先生的通识主要反映在历史研究中和历史撰述上。关于中 国历史，白先生提出了一个总纲：《中国历史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197 8年）（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21、176、185、549、3 70、272、279、8、31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这篇文章，实际是提出了关于认识和撰写中国通史的一个框架，它涉及年代、社会历史 分期及各个时期的特点，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 （1977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1984年）二文（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 ，第3-28，38-40页。），反映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总的认识。白先生主编的《中国 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在内容上悬殊很大，在表述上也风格各异，但在“ 通”字上下功夫，则是一致的。《中国通史纲要》是一部通俗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著作 ，全书仅30万字，为的是便于中外一般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此书的“通”突出地贯穿在 它的体系和脉络方面。
    《中国通史纲要》在体系上的特点，是对每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作综合的 叙述。例如，它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同生产力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叙述，把思想文化的发展 和政治状况结合起来考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表象的多样性和内在的统一性 体现了历史前进的辩证法则，而《中国通史纲要》的这一体系正是要向读者展示这个法 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