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成长。史学工作同其他任何社会事业、科学工作一样，要 不断有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补充进来，以保持它的活力。白先生作为史学家，又长期在高 等学校执教，不论是从教育事业方面考虑还是从史学事业方面考虑，他都深知培养年轻 队伍的重要。白先生言传身教，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发表的《历史学基本训练有 关的几个问题》（1961年）、《治学如积薪，后来居上》（1961年）、《关于历史学科教学 、研究的几点意见》（1981年）、《要发挥历史教育应有的作用》（1983年）、《在史学史 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1987年）等文章和讲话，都满腔热情地期待着青年史学工 作者的成长，并在许多方面给予具体的、明确的指导（注：以上诸文，均见《白寿彝史 学论集》（上）。）。他不论是讲基本训练，还是讲史与论、史与文、精与博的关系，讲 认真读书、文章章法，讲历史、史学、史学史的关系等，都贯穿着“加速培养后备军” 的思想（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21、176、185、549 、370、272、279、8、31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都结合着史学传统来讲，其中也都包含着他自己的甘苦和经验，使人感到亲近、真 切、可以身体力行去做。1983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办的史学概论讲习班 结业时，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讲了这样一番话：
    希望大家要认真读书，学历史和学旁的都一样，有一个不断补课的过程，没有一劳永 逸。要不断地补课，有好多课是要补的。过去我们讲历史，不管中国的和外国的，讲社 会生产力总讲得不够。现在，更麻烦了。科学技术在进入了生产力过程以后，就是生产 力了，当它没有进入生产过程时，它也是潜在的生产力。我们为了懂得一定社会的社会 生产力，还要懂得那时的科学技术状况及其在生产上的使用状况。这样我们就须补充许 多知识。此外，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起码常识都应该有。讲到历史的学术文化问题 就更多了。大量的有计划的补课，对于我们有十分迫切性。思想上不能安于小成，安于 小成就一无所成了。当然，学问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也不能什么都懂，不能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但总要要求知道得多一点、深一点，千万不要故步自封。（注：《白寿彝史 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21、176、185、549、370、272、279、8、31 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不能安于小成”，这是多么恳切的提示和期待。十七八年过去了，当时的青年人现 在已经到了中壮年时期。大家重新再来读一读白先生的这番话，仍然值得深长思之。
    从白先生的工作和论著来看，他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承担的责任，看得很重， 也看得很宽。许多史学家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意识，但在白先生身上，这种社会责任意识 要更自觉、更强烈一些。这是他六七十年治学道路上的一个最根本的思想基础。
    二、执着的理论追求
    白先生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理论上的兴趣和对真理的追求。
    大学时期和读研究生时期的白寿彝先生，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并对朱熹的思想和撰 述有深入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这种兴趣立即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 究方面。从他在1951年出版的《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的末章中，可以看出白寿彝先生 当时已经在系统地阅读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毛泽东关于民族工作的一些论点和论述， 格外为白寿彝先生所重视。从1952年出版的《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可以看 出白先生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观察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 系问题，分辨历史文献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分野和所记史事的真伪。1954年，白先生发表 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改进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注：《新建 设》，1954（1）。）等文章，表现出一位忠诚于人民的史学家追求真理的自觉和热忱。他 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70年代发表的《中国历史的年代：170万年和3 600年》和《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80年代初发表的《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 几个问题》和《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等名篇，表明白先生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还有更高的境界，那就是力图使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与中国史学相结合。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以及他 主编的《史学概论》，就是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创造性尝试。然而，他对于这两部书并不 是十分满意的，认为在理论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这又说明，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 求是没有止境的。
    白寿彝先生对于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理论上的成就与贡献，时时称说，赞叹 不已，并一再告诫我们要认真读他们的著作。白先生培养研究生，也是把提高他们的理 论水平放在第一位看待的。对60年代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学习毛泽东关于批判继承历 史遗产的理论；对70年代末的研究生，他要求他们读《资本论》第一卷；对80年代的研 究生，他要求他们读《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 著作。白先生在理论上的追求和造诣，对后学是有力的引导，也是他本人在学术上取得 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