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生结合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革”的历史教训，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 的认识。他讲组织，一是强调史学工作者队伍建设问题，一是强调史学工作的规划问题 （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21、176、185、549、370、 272、279、8、31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显然 ，只有组织了队伍，制订了规划，史学工作才有可能按照预定的目标顺利前进。白先生 的这些话，发表于1978年百废待兴的年代，其重要性和影响力是可以想见的。
    1982年，白先生着手主编《史学概论》一书。次年，此书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并 被一些高校历史系用作教材。此书就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 史文学、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中国近代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当前的任务等 重要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是一本有自己特点的著作，所论都是学科建设中的重要 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1983年，白先生明确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 思主义史学”的问题，并从历史资料的重新评估、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对外国史学的借 鉴、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问题等六个方面 作了阐述（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21、176、185、54 9、370、272、279、8、31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所有这些，对于史学界的一些同行进一步认识历史学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 学科建设，都有重要的启示和积极的意义。
    --强调历史著作走近大众。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史学著作如何才能走近大 众、便于大众接受。白先生历来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于1961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讲到一点，就是史学工作者要注意提 高“文字的表达能力，要能写出正确表达自己意思的文章，并且也要文理清楚，结构完 整”（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21、176、185、549、3 70、272、279、8、31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962年，他在《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一文中，专门讲到“史与文的问题”，进一 步明确指出“不学好语文，就不能普及历史知识，不能普及历史教育。”（注：《白寿 彝史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21、176、185、549、370、272、279、8 、31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从这里可以看出白 先生为什么如此重视史学工作者的语文修养。1981年，白先生在“谈史学遗产答客问” 的系列文章中，有一篇是专谈“历史文学”的。这里说的“历史文学”，是指“历史著 作中对历史的文字表述”。白先生就这个题目，对中国史学上的历史文学传统作了精彩 的概括。他在文章的最后强调指出：“其实，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 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了，仅就一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他对于 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 86、322-341、307-321、176、185、549、370、272、279、8、310、155、202-204 、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其后，他在他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中 ，又专有一章“历史文学”，进一步明确了它作为史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和实 践问题的重要地位（注：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第189-22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付排之前，他请了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一些同 志参加讨论，逐段进行修改，为的是让人们读得懂。正如他在1989年所发表的一篇短文 中所说：
    问题研究，出了成果，这就须有所表述。古语说得好：“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把 自己所了解的都表述出来，并不容易。第一，理解得不透彻，就表述不出来。第二，在 文字表述上缺乏训练，即使了解得透彻了，也表述不好。这二者，都是功力上的问题， 只要认识到了，加上不断的努力，是可以不断克服的。现在我想说的是第三种情况，这 是由于作者没有为读者设想，没有尽可能使用为更多人所能接受的语言文字，以致减少 了阅读的群众。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往往有两种认识上的问题。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 ，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功夫。其实，只要写成文字，就是要让人阅读的，能让更多的 人阅读，不比只有少数读者好吗？第二，认为让更多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于粗俗。其 实，让更多人能阅读的作品倒是更须下功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 者的多少并无关系。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 。这不只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更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 。（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286、322-341、307-321、176、185、549、370 、272、279、8、310、155、202-204、29-37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从当今史学工作的发展来看，他的这些话尤其具有现实感和紧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