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先生晚年与时俱进、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降低身分’，实际上一个人能向真理投降，是最光荣的事情。”“因此，我不愿作旧史学界的旗帜，我愿作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队伍中的老兵，我不愿作旧史学界的大师，我甘心作新史学界的小学生。”（注：陈垣：《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着重进行思想改造》，《光明日报》1957年11月20日。）对于一代史学大师追求真理的可贵精神，有的人不能理解，甚至颇有微辞（注：陈焯：《陈垣先生陷共前后之真实情况》，台北《传记文学》49卷3期，1986年9月。）。殊不知，先生这种精进不已，以今日之我战胜旧日之我的学术精神，正是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是一切有成就的大师所共有的品格。无视这一点，而对先生晚年思想发展作不合情理之非议者，诚如陈珍幹先生所云，真是“是非不分”了（注：陈珍幹：《陈垣先生晚年的政治思想及其遗著》，《陈垣教授诞生百-十周年纪念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二、为社会和大众服务的史学
        陈垣先生晚年将自己的大量精力投入新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规划和建设之中，发挥了重要的顾问、指导作用。把自己渊博的学识献给国家和人民，这是他主张学术服务社会、服务大众思想的具体实践，是他晚年学术成就的重要方面。因此，讨论陈先生后期史学，不能不重视他在这方面的许多贡献。
        首先要提出的，是陈先生晚年积极参与了新中国历史科学和古籍整理工作的总体规划和具体指导。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在总结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陈垣先生以其对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史学大师的地位，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北京刚解放时，郭沫若、范文澜等人就发起成立新史学会，陈先生虽然没有参加发起活动，但随后不久就在范老的介绍下，参加了新史学会的活动，并提出了由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的建议。1951年2月，中国史学会筹委会开始编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陈先生便承担了《洋务运动》和《辛亥革命》两部分的工作（注：见《人民日报》1951年2月11日。）。1956年他参与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历史科学12年远景发展规划的制订，提出了要加强资料整理，加强索引等工具书编制的建议。1958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先生作为小组成员之一，和其他十几位专家一起讨论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10年规划和6个方面的重点（注：见《光明日报》1958年2月22日。）。此后，他多次参加全国性古籍整理工作的研究和讨论，并对一些具体项目进行指导或提出意见。1956年，范文澜、吴晗主持点校《资治通鉴》，就征求过他的意见（注：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99页。）。同年，又对科学出版社校点出版的《新旧唐书合注》进行指导。他还主持了大型类书《册府元龟》的整理出版，用《册府》残宋本校补明刊本重要缺文142条，重编全书目录和分类索引，并亲自撰写了《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指出《册府》考史补史的价值，纠正了傅增湘、陆心源校勘《册府》的失误，《册府》的整理出版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注：见《人民日报》1961年6月23日。）。晚年，陈先生还参加了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不仅自己承担了新旧《五代史》的点校，还审阅了其他史书的部分校勘记和出版说明等。遗憾的是因为“文革”，两部《五代史》的点校工作未能由他来最后完成（注：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141页。）。
        其次，陈先生晚年还积极关心我国的外交事业，对于历史上中外关系或文化交流的一些史实、问题，或释疑解难，或阐幽订讹，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赢得了荣誉。50年代，郭沫若先生出席一次国际性会议，遇到有关屈原的问题未能解决，特意从国外打电报向陈先生核对史实，“他就像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活字典，胸中装有千书万册，很快就解决了（问题）”（注：刘乃和：《励耘承学录》，第92页。）。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南京发现明代印尼浡泥王陵墓的消息，印尼国务部长了解此事后，即与我国有关部门接触，希望能看到碑文。但发掘的结果却是碑体已残，碑文漫没，当时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组长齐燕铭请陈先生查出此碑碑文。在陈先生指导下，他的助手刘乃和先生及时在《明文衡》卷81查出了这段碑文（注：刘乃和：《励耘承学录》，第146至147页，第399页。）。1961年，中国佛教协会为了奉迎佛牙出访缅甸、锡兰等国，约请先生撰文考证佛牙自南北朝传入中国后在中土尊奉延续的历史。刘乃和先生回忆说：“当时正是三伏天气，气候闷热，他不顾酷暑，亲自指导我们阅读查找《历代三宝记》、《宋高僧传》等大量文献”（注：刘乃和：《励耘承学录》，第76页。），最后撰成了《佛牙的故事》一文（注：见《人民日报》1961年7月20日。），历述南齐法献将佛牙传入中土后，一千五百年间有关佛牙的史料故实。
        其三，为了繁荣新中国的学术文化事业，他还经常尽义务为国家新闻出版部门审阅稿件，为国家博物馆鉴定文物。仅从陈智超先生编辑的《陈垣来往书信集》和《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中，我们便可以看到大量的记录。其中如1952年6月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审定《中国历史概要》书稿的回函（注：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93页。）；1956年5月为高教出版社审阅《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书稿的意见书；1956年12月为《历史研究》杂志审查《柬埔寨史迹丛考》和1957年1月为该刊审查《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的意见书；1959年3月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审定历史人物名单所复信函及所撰短文；1962年3月为湖南省博物馆鉴定陈鹏年自书诗卷所写的跋语（注：以上分别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第460至462页，第469至470页，第471至472页，第473至474页，第417页。）。以及为中华书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审稿、提意见和建议，等等。除此之外，未及公诸于世的工作内容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都反映出陈垣先生不顾年高，时时中断自己的工作，而以全社会的学术文化事业为重的无私和奉献精神。
        其四，自50年代开始到“文革”之前，陈先生还花费大量时间，用于往返信函，指导后学。在每年纷至沓来的上百封来信中，除了与学界朋友切磋论学，除了对历史研究所二所研究人员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进行指导的本职工作外，其余的大量信函都是来自素不相识的工、农、兵、学各界问学求教者。来信求教范围极广，大到求问治学方法路径，小到请教一个生冷僻字。陈先生来者不拒，在助手的帮助下，对绝大多数来信一一回复，他以大海一样的胸怀，如和煦春风，诲人不倦，泽披四方。60年代，《北京日报》曾有特写《老教师的喜悦》，介绍了陈先生与中学生、青年教师、部队战士的通信联系（注：《北京日报》1961年6月26日。）。在《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先生对素未谋面的包赉、杨廷福、梁家勉、谢仲墨等学者，给予学术上的指导。其中与包、杨二人的往返论学信札更多。杨廷福后来回忆说，他在素昧平生的情况下，给陈老去信，求借《释氏疑年录》，“一周光景，邮局寄来《释氏疑年录》四册，陈先生亲笔写了热情洋溢、勉励备至的回信”。“以后，我在学习时，遇到疑难，就向老人家请益求教。他有问必答，为我函授教导了十二年”。“十二年来，陈先生对我的通讯指导，约计共四十封左右长短不一的信函。这种雪中送炭的温煦，成了我在逆境中不甘自暴自弃的精神支持，更可宝贵的是毫无保留地教导了治学的方法，启迪科研的门径”（注：杨廷福：《缅怀新会陈先生对我的教导》，《读书》1981年第7期。）
        香港存萃学社在《历史学家陈援庵先生》一文中说，晚年“先生任校长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师表群伦，士林宗仰，后辈质疑问难，先生欣然解答，娓娓忘倦”（注：周康燮主编：《陈垣先生近廿年史学论集》，香港崇文书店1971年版，第152页。）。此说甚为中肯。先生在桑榆晚年，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为社会为人民无私的学术奉献略如上举四端。他真正实践了自己学术为公、不为个人的思想，其精神境界，堪值后学称颂敬仰。有人会以为，先生的这些付出，不如撰作专著有更大的价值。其实不然。应该说，以陈垣先生的学术涵蓄，晚年是可以再造撼世大作的，但他则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重，以他特殊的地位，发挥了他人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在中国学术史上，大师的影响其实是不单单以著作来体现的。往远处说，孔夫子“述而不作”为万世师；往近处说，蔡元培先生一生著述虽不多，却因其推动中国近代学术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而被誉为“学界泰斗”。在此，笔者无意作简单的比较，只是想说明衡量一个学术大师的贡献和影响应是多方面的，不是单一的。明乎此，则陈先生以学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这对于认识先生晚年在史学著述之外的学术成就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