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真眼观凡，无凡不真”
        《故书新评》记者前言说：“本记之作，原欲与海内同为学生者，商榷读书之方。故设《出版界评》一格，以为辅助修业，启善闲邪之资。然所收容者，势必以新作为限：若干年以往之著述，当在不论之列。吾人研求文籍，虽不可不偏重今世，亦不可尽弃故作。已往著述，固多存永久价值者；志为学人，理必从事。于是别设此《故书新评》一栏，以为彼栏之补助。”
        对于国学故书，应当不应当读，应当怎样读，既然声称“讨论读故书的方法”，这篇记者前言中又强调：“今之论者，间有谓故事（书）可以根本不读，其实此种办法，事实上做不下去。平情言之，故书亦未尝不可读，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人有常言，‘凡眼观真，无真不凡，真眼观凡，无凡不真。’果其以我为主，而读故书，故书何不可读之有。若忘其自我，为故书所用，则索我于地狱中矣。”这里所倡导的“以我为主，而读故书”的方法，体现出一种五四精神，体现出一种现代精神。
        那么，《故书新评》何以称作“新评”，与传统的评书“旧法”又有什么不同呢？傅斯年又写道：“今所评者虽故书，而所以评之者非故法也。有以此书近于《四库提要》见讥者：不知《四库提要》，所以不齿于学者之口，不在体裁，而在撰者思想不甚高明；主持之者，又为便辟善柔之人；故曲学以阿世，舒己以从人，而为世所诟病也。论其体裁，未尝不是。中国正患此体书籍太少，学者穷年皓首，无从得简约之径。现代生活，异常繁剧；求学一端，焉可不寻经济之术；此则本志所以辟此栏也。又本栏以讨论读书之方法为旨，亦与《四库提要》专评一书本身者不同。”（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第一册第139页。）从《故书新评》的几篇文章看，作者的确是实践了“所以评之者非故法也”的志向的。
        读书，读书，“切实的求学”，“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出一个‘真我’。”傅斯年宣布，“新潮社的结合，是个学会的雏形。这学会是个读书会。”他曾经说，除了学术事业和文化事业，“此外也没有我们的事业。”在1919年10月出刊的《新潮》第二卷第一号，傅斯年又发表了对于政治出于冷静判断而表现出冷漠倾向的言谈：“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要糟糕的。两千年的专制的结果，把国民的责任心几乎消磨净了。所以中国人单独的行动什九卑鄙龌龊，团体的行动什九过度逾量，--这都由于除自己之外，无论对于甚么都不负责任。”“所以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那么，我们是‘专心致志’，办‘终身以之’的读书会了。”（注：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新潮》第二卷第一号，第二册第204页至第205页。）这样的态度当然可能会受到急进者的批评，但是一群学者“专心致志”，“终身以之”地读书，思想，并且运用科学方法、近代精神、批评手段来“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又努力发明新学，开拓新学，如果从长时段的文化史的眼光看，可能是中国学术的幸事。
        有的学者说，“傅斯年一生专注于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古籍的研究用力较少，也不甚深入，有时则不免采用推测、臆断的办法论定古籍的年代和价值。”“傅斯年在研究古代史事时亦有时用推论代替严密的论证”，“傅斯年是史料学派的旗手，但却不是一个整理研究史料的专门家。”（注：岳玉玺、李泉、马亮宽：《傅斯年：大气磅礴的一代学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208页。）作为对于傅斯年学术生涯的总体评价，这样的说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读青年傅斯年在特定思想文化前景下撰著的《故书新评》，却仍然不能不为其中表现的革命意识和科学风格而心怀钦敬。在对旧学多所否定的时代，傅斯年于宣布“中国今日理古的学术已成过去”，“学术等应为今日的而非历史的”（注：傅斯年：《文学革新申义》，《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这样的主张的同时，又发现根本不读故书，“事实上做不下去”，于是提出“故书亦未尝不可读”，并且以全新的视角考察古代文献，多有新识新说。他在评论《史记志疑》时所谓“敢于疑古，详于辩证”，是可以得到许多学者赞同的文献学研究的科学的原则。
        傅斯年《故书新评》中透露出的科学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对于二十世纪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澄湛的泉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