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代章学诚对方志学有很深的研究，并撰写理论文章进行系统阐述，被后人视为方志学理论的鼻祖。其实，早在南宋时，随着方志的定型与编纂的繁荣，有关方志学理论也多有表述，只是这些表述非常零散，一直为人们所忽略。对此，洪焕椿在《南宋方志学的主要成就和方志学的形成》一文中进行了相关探讨，指出南宋时方志目的、作用、性质、内容、体例、编纂要求与方法、修志原则等便受到士人关注，认为方志学理论业已产生①。实际上，南宋志书存世的虽然极少，序跋流传下来的却有很多。详阅这些序跋后，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人对于方志学的思考既丰富且深刻，完全可以与章氏学说相媲美。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能就其包括修纂人选、体裁、体例、编纂原则与方法等几个方面作出分析，不确之处，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修纂人选
    南宋时方志多由长官请僚属或本地士人编纂，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修纂模式，长官对于志书是否能够编纂与完稿无疑举足轻重。守令到任后，往往困于簿书期会，以图志并非急务而致荒落，潮阳黄梦锡在序端平《潮阳图经》时，即曾指出：“有为期会文书所窘束者，谓非急务，悠悠岁月，不屑经意。”②因此端正态度非常重要，陈耆卿序嘉定《赤城志》时即言：“莫奥于图牒，莫渫于簿书，有司之所不急，固君子所急也。”程珌亦认为，“吏治”以图志为不急，儒者则以为“当务”，“盖吏治苟目前，儒者之虑常远”③，间接提出主修者应具备君子之急与儒者之虑。同时，志书能否最后修成，则与守令的意志关系极大，开庆《临汀志》赵与沐跋云：“今甲子一周，屡修而屡辍，用志不坚，宜志之竟无成也。”④即指出主修者意志不坚，致志书难以最后修成。这种情况在宋代并不罕见，台州便曾多次发生。淳熙至开禧间，尤袤、唐仲友及李兼等先后知台州，并纷纷主修郡志，可惜无一成书。至嘉定末，齐硕守郡时，方请郡人陈耆卿、州学教授姜容等纂成《赤城志》四十卷。面对这一过程，陈耆卿叹云：“书成者时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其志立，则时赴之矣，无其志而曰需其时者，吾未之闻也，岂惟一图牒为然。”⑤强调主修者应当具有坚强的意志，才能够最终完成志书修纂。
    主修者关乎方志能否编纂及成书，编纂者则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志书的质量，很受时人重视。早在北宋元丰初，名臣晏殊之子晏知止以司封郎中知苏州，见郡图经数十年未修，急欲寻访能堪此任者。本州推官练定闻之，便推荐吴中名士朱长文，谓唯此人“能为之”⑥。然朱氏多次推托，后经晏知止登门劝说，方应承下来，晏氏重视编纂人选的选择由此可见一斑。南渡后，人们对于方志功能认识越来越清楚，对编纂者的要求自然更为严格，新安罗愿曾言：
    自上世九州之志与三坟五典，偕号为帝王遗书，而《禹贡》、职方氏，孔子定之以为经，若直抄取计簿以为书，则凡吏之善书者足以次之。⑦
    认为志书并非杂抄之书，而是各部分内容皆有“微旨”，非一般吏人所能为，“必使涉于学者纂之”⑧，“涉于学者”即有一定学术涵养的士人。一郡之中称得上“涉于学者”⑨，除部分州郡的学者与太守外，州（包括府、军、监）学教授自然是不能忽视的，并在实践中逐步为人们所看重。
    州学教授掌管郡学，选任非常严格。元丰七年（1084）及绍圣初，政府先后颁布过教官选试法，虽不一定要求有进士出身，但条件都比较苛刻⑩。后来教授需有出身逐渐受到朝廷重视，绍圣元年（1094）三月，“诏令（今）后内外学官，选进士出身及经明行修人充。”（11）建中靖国元年（1101），又诏无出身人充学官者，“别与合入差遣”（12）。即便两广诸郡，亦于见任有出身官，差兼教授，“如无，差特奏名补官人，又无，即申提举学事官，于邻州对换兼差”（13）。因此，南宋时诸州教授一般都是科举出身。
    科举出身又教授州学，属于“涉于学者”应当不成问题，因此，郡志由他们主持编纂再合适不过了。嘉定六年（1213），眉山任逢以朝请郎知合州，修成《垫江志》三十卷，其自序云：“郡文学职掌攸系，则檄阆中鲜于君光来助。”（14）鲜于光时任合州教授，显然，任氏在考虑编纂人选时，首先想到的是本州教授。同样，淳祜元年（1241），当方大琮知广州欲修郡志时，便直接对教授张雷震言：“丘聚不修且四十年矣，郡文学尔职，盍讨论润色之。”（15）似乎州学教授编纂郡志已经成为约定俗成，难怪当景定末知镇江府陈梦斗请通判方逢辰纂辑郡志时，方氏便答以“图志盖属郡博土，赘丞非所职”，希望另择“大手笔”（16）。
    当然，也有一批郡守倾向于请本地名士主纂或参编，认为本地人更熟悉乡土民情与人物典故，有助于提高志书内容的可信度。淳熙元年（1174），临邛常棉知潮州，所修《潮州图经》便是请郡人王中行编纂。在为图经所撰序文中，常氏道出了当时的想法：“君世为潮人，事皆有考，书成而邦人无异辞，予知是书可以传信矣。”（17）确实言之成理，不过，亦有持不同意见者。淳熙初，宗室赵绸以承议郎知漳州，委托教授李纶主纂郡志，并云：
    夫以漳士纪漳俗，极所美而无隐，恐后人莫之信。或有远来之贤，能习漳俗始末者，得一工人以秉笔，虽大书深刻，后世必无敢议者，漳之美庶乎其无毫发湮矣。（18）
    显然反对本地人记本地事，认为这样会造成“极所美而无隐”，让后人难以相信。因此，赵氏主张，应当由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外地士人编纂，这样不仅可以广为记载，也能传信后世，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
    此外，章学诚在《书〈姑苏志〉后》一文中，据志为史书而提出“文人不可与修志”的著名观点（19），为人们所熟知。然而早在南宋淳熙初，知潮州常棉便提出了类似看法。在序淳熙《潮州图经》时，常棉曾言：“天书以纪事，事以传信，自古文人纪事，多失之浮侈。”（20）并以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甘泉赋》、班固《西都赋》、张衡《西京赋》为例，且与杜甫之诗相对照，以为佐证，表明常氏并不认同文人纂辑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