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郡志宜详与近事宜详。数百年来，在方志编纂中，郡志宜详不宜略与详近略远这两大原则，一直广受重视，而首次明确提出类似观点的便是三山黄桂。嘉定中，赵汝譡知漳州，委托司理参军方杰纂《清漳新志》十卷，时黄桂任漳州军事推官，受命作序，其中有云：
    天下者，郡国之积也，郡国所志，志一郡也，天下所志，志诸郡也。天下志诸郡以为志，则诸郡所志者宜详不宜略也。祥符四年，尚书职方准敕遍牒诸道州府军监，各令修图书如法，架阁修掌，其意远矣，岂非以今既异于昔，则略宁过乎详？（39）
    不仅科学地论述了郡志宜详不宜略，而且认为今异于昔，则记载亦宜详不宜略，已近乎详近略远这一原则。
    其四，文直事核，传信传疑。方志主要功能之一便是存史，故文直事核、传信后世是必须遵循的原则。对此，宋人也时有论及，如淳熙《潮州图经》常棉序曾言“其文典，其事实”、“书以纪事，事以传信”（40），绍熙《江阴志》俞巨源序曾言“其文直，其事核”（41），宝庆《新昌图经》熊良辅序有“文直事核”云云（42），宝庆《丰水志》曹彦约序有“文约事核”云云（43），咸淳《玉峰续志》谢公应跋亦言“理该文核”（44），等等。基于此，在具体编纂中，天台宋之瑞认为，荒诞不经者，应“削去弗录”⑥，东阳杨潜提出“有据则书，有疑则阙，有讹则辨”（46），豫章赵汝善则认为，其义两存者，当具录之，实为“《春秋》传信传疑之意”（47）。
    其五，博观约取。对于如何搜集与处理材料，宋人又提出博观约取的原则，即资料搜集时应尽量全面，但在编纂成志时，需根据一定标准选择最重要最典型的部分，如宝祜《仙溪志》编纂者黄岩孙即持此观点（48）。当然，不同声音也是有的。宋代郡志多据县志修纂，因此郡志编纂前，多檄属县备编志书来上，于是就县志是否应“约取”资料，三山张可速提出了不同看法。张可速，淳熙初任太和县丞，助知县陈秀实纂《西昌志》十卷，并撰写序文，其序末云：
    尝闻之老泉先生求金于沙，敛而扬之，其扬之也精，是以责金于扬，而敛之则无择焉。凡今之所谓志者，一邑之事也，其掇拾总会，不可以不备，故无意乎择。贤太守合四海九州之所纪，以成一代钜典，将扬而精之，岂以其敛者之不择为罪。（49）
    将郡志编纂喻为扬金于沙，则金为郡志，沙为县志，沙无需择，则县志当“不可以不备”。
    此外，四明楼淳提出，作为主修者的守令，其政绩不应入志（50），李以申认为续修时前志已记载的皆不书（51）。又具体到各部分内容的编纂，如人物，王象祖主张凡生于是邦者皆录（52），淳祐《玉峰志》则以为“本邑人而今居他所，本非邑人而今寓者”皆应记载（53），再如艺文，淳祜《玉峰志》坚持碑记现存者仅“书其名”，不存者“载其文”（54），等等，不多赘述。
    四、编纂方法
    关于编纂方法，论述最为详细的，无疑是周应合景定《建康志》的《修志本末》。下面便以周氏《修志本末》为主，结合其他资料论述如下：
    一，定凡例。凡例关乎志书体例、结构及编纂原则，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目前所知最早制定修志凡例的，是衡阳廖行之。淳熙十三年（1186）前后，廖氏受知衡州郑清之委托纂辑郡志，曾“规创凡例”（55）。后淳祜中，莆阳方大琮修《南海志》前曾“分授以凡例”（56），淳祜末成书的《玉峰志》更在卷首附载“凡例”（57）。景定初，周应合受建康留守马光祖之命纂辑府志，在《修志本末》中，周氏明确提出修志须定凡例，并对其凡例的主要内容作了交待。
    二，分事任。方志编纂任务繁重，非一人之力所能承担，为保证志书质量，数人分项编纂，再整合成书，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淳祜中方大琮修《南海志》便是如此。据李昴英序载，方大琮修志前，“分授凡例，使各以其见闻述，然后合而参订是正”（58）。周应合亦持此观点，他认为，政府中多有精于儒学的学者，地方耆旧又比较熟悉民情典故，均应招数人入局，“同共商确，分项修纂”。
    三，广搜访。方志编纂前宜广泛搜集资料，淳熙五年（1178），朱熹知南康军，欲“条整”郡志，并请都昌县黄灏代为搜寻本县“合入图经事”（59），淳熙末唐锖纂《合肥志》亦“广搜博采”（60），嘉定中楼淳在序潘景夔《海昌图经》时则明确提出“搜访贵博”（61）。而周应合对此进行了更为具体说明，他认为古今一事一物、一诗一文，凡当入郡志者皆不可遗漏。并且周氏强调，能知“他人所不知者”，名门之后有“上世家传行状、墓志神道碑，及所著书文与先世所得御札敕书、名贤往来书牍”者，“古今高人逸士，有卓行而不求闻达者”，或具述或录副以报送书局。同时，又主张在府门置柜，三日一开，便于吏民父老投送“记忆旧闻”，且酌行犒赏。其后宋末德祜时，鄱阳李士会为纂《乐平广记》，对于资料搜讨颇费心血，更不惜路途遥远，亲自走访，以尽得其实。对此，道光《乐平县志》卷九《人物·遗献》载道：“（李士会）闻前辈有能道邑中事，不惮百里往咨之。杨简、曹彦约绍熙庆元间俱尝知是邑，遗爱在民心，则走江浙，访及子孙，尽得其当时施设政教之实。”（62）
    四，详参订。志书初稿完成后，修定自是必须的。周氏认为，官府僚佐中，“学富才宏”者自是不少，故每卷初稿皆当“封送诸幕”，请其将修改意见“批注行间”，再行整理，最后请主修者笔削，方成定本。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一地有一地的特色，而作为一方之志，突出地方特色，做到详略适宜，自是理所当然，丹阳丁宗魏即持此观点。丁宗魏，镇江府金坛县人，嘉定四年（1211）进士，累官知广德军。嘉定中，丁氏官扬子县令，受知真州吴机之命主纂郡志。在是志序文中，丁氏指出：“郡有内外，则保鄣茧丝先后缓急之序，要不可以概求。”主张志书内容宜有详略之分。而真州正位于长江之北，乃宋金对峙的缓冲地带，为南宋行在临安府之屏障，号“护风寒之地”，军事防御是其一大特色，故丁氏认为，郡志中“城池备御之目”宜当加详，“虽纤不遗”，至于财计岁入，实在无法与江南富庶之地相比，只需志其税额之新旧即可，“以见国家所以绥厚淮民，宽赋固本之意”（63）。
    此外，周应合于每卷每类之末“各虚梓以俟续添”，开庆《临汀志》胡太初序亦云：“皆阙其左方，以俟来者之续书。”（64）为后人续增提供了方便。又吴兴汪泰亨主张以褚少孙补《史记》例增订前志（65），等等。
    综上所述，南宋学人的方志编纂学主要包括修纂人选、体裁、体例、编纂原则与方法。在修纂人选上，主修者应具备君子之急与儒者之虑，要有修志之志；主纂者则被要求是“涉于学者”，州学教授受到普遍重视，亦有推崇本地士人或熟悉本地的外地士人者。体裁上，志、掌故、文征三书已经出现，比较常见的是志、集并行，真德秀更提出志、集经纬关系的理论。体例上，纲目、史志二体成熟并完善，周应合提出史志体图、辨、表、志、传、拾遗的六体说。编纂原则上，有经世致用、以时续修、郡志宜详与近事宜详、文直事核与传信传疑、博观约取等主张。编纂方法上，时人提出了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定、突出重点等。可以看出，南宋方志编纂学内容十分丰富，足以与章氏等人的学说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