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体裁与体例
    在方志体裁及体例方面，清人章学诚有“三书四体”说，无疑最具影响力。在《方志立三书议》一文中，章氏提出，方志应分成三种体裁：仿纪传正史之“志”、载典章制度之“掌故”及录诗赋文章之“文征”（21）。对此，章氏自视甚高，以为“创奇”。其实不然，早在南宋淳熙初，这三大体裁便已有人付诸实践。孝宗淳熙元年（1174），毗陵张元成知秀州，请闻人伯纪纂辑郡志。对于最后所成之书，《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地理类”著录为“《嘉禾志》五卷、《故事》一卷”（22），《舆地纪胜》卷三《嘉兴府·碑记》则载有“《嘉禾志》并《诗》”，又《宋史·艺文志三》“地理类”录为“张元成《嘉禾志》四卷”（23）。因此，当时纂成的应是《嘉禾志》四卷、《诗》一卷、《故事》一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时将《志》与《诗》合为一书，作五卷，《舆地纪胜》不载《故事》，《宋史·艺文志》则仅录《志》四卷。这里《诗》收一郡诗篇，即“文征”，《故事》当载一郡典章制度，即“掌故”，志立三书已初具规模。至于张元成与闻人伯纪的修纂理念与相关论述，由于文献亡佚，已无从知悉。
    当然，这种三书并立在当时可能仅属个别现象，较为普遍的则是志书之外别编文集，始作俑者则是北宋吴中名士朱长文。元丰中，朱长文助郡守编《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又集郡中古今文章别为《吴门总集》若干卷。南渡后，志、集并行颇受修纂者青睐，一百余年间成书的至少有26种，大儒真德秀更是从理论上阐述了志与集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嘉定十年（1217），新安程卓知泉州，委托观察推官李方子编辑一郡文章，成《清源集》四十卷。然而，书成之时，程氏已离任，真德秀继至，于是为之序，其文有曰：
    郡有志何始乎，晌于古也；郡有集何始乎，昉近世也。有志矣而又有集焉，何也，志以纪其事，集以载其言，志存其大纲，集著其纤悉也，志犹经也，集犹纬也，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无也。（24）
    认为志、集二体乃一经一纬，均有各自的目的与作用，前者记事以存大纲，为主干，后者载言以著纤悉，为血肉，须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如此简短而又精当的表述，即使今天看来，也是相当科学的。
    章氏所谓“四体”，是指作为主干的“志”在体例上分（外）纪、（年）谱、考、传四大部分，属于典型的史志体。史志体并非创于章氏，早在南宋时，这种体例便已经逐渐成熟完善。绍熙三年（1192），知温州孙柳请郡人曹叔远纂《永嘉谱》二十四卷，据《直斋书录解题》记载，全书共分年、地、名、人四谱（25）。年谱当编年以记沿革，人谱传郡中人物，地谱、名谱志郡中地理，借鉴纪传体史书的意识已相当强烈。嘉定七年（1214），嵊县县令史安之请著名史学家高似孙编《剡录》十卷，是书首为县纪年，次为官治、社、学、山水各志，再为人士、列女等传，最后是草木禽鱼诂，有纪年、志、传，更是完全模仿纪传体正史的名作。
    景定中，周应合纂《建康志》，在《修志本末》中对史志体进行了完整阐述。周氏认为，志书由图、表、志、传、拾遗五大部分组成，其中，表以时间为序，记郡邑沿革、牧守更代、重大事件等，志有十类，分疆域、山川、城阙、官守、儒学、文籍、武卫、田赋、风土、祠祀，传亦有十类，为正学、孝悌、节义、忠勋、直臣、治行、耆旧、隐德、儒雅、贞女。可以看出，章氏四体中的谱、考、传分别对应了上述表、志、传，具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即使章氏所谓载皇恩庆典的外纪，南宋亦已有之，如绍兴、淳熙《严州图经》卷首录太宗初领防御使诏、高宗初授节度使制、节度使榜等诏令，又如蔡戡嘉泰中所修《静江志》，亦“以高宗皇帝除太傅、静江奉宁军节度使、桂州牧兼郑州牧制词冠为篇端”（26）。
    此外，这一时期纲目体也已完备，比较有代表性的纲目体志书如淳熙《三山志》、嘉定《赤城志》、宝庆《四明志》等，惜无相关理论表述，故不多赘述。
    三、编纂原则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方志修纂亦不例外，纵观时人论述，编纂原则约略有以下数端。
    其一，经世致用。宋室南渡后，经世致用思想影响颇为广泛，相当一部分学者亦以此为原则指导方志编纂，新安罗愿便是其中代表之一。淳熙初，赵不悔知徽州，请罗氏纂《新安志》十卷，并赞其叙事“自得立言之法”（27）。所谓“立言之法”，罗氏在序文中略有交待，核心一点便是经世致用原则，其文云：
    夫所为记山川道里者，非以示广远也，务知险易不忘戒也；其录丁口顷亩，非以览富厚也，务察息耗毋繇夺也；其书赋贡物产，非以给嗜欲也，务裁阔狭同民利也。至于州上沿革、吏治得失、风俗之媺恶与其人材之众寡，是皆有微旨。（28）
    各部分内容例以有裨于治道为宗旨，经世致用已然贯穿全篇。同时，经世致用又是编纂者取舍内容的重要标准。淳祐中，知广州方大琮委托教授张雷震纂《南海志》十三卷，并请郡人李昴英撰写序文。李氏虽未参与编纂，但是对于内容取舍自有一番看法，其序末云：
    匹夫匹妇以（一节）一行称于乡皆可书，或高显通贵而泯沦无闻，幢节来南，前后凡几，清名媺政，照图牒有几人，使仕此而州志之观，其孰无强为善之心哉，亦扶持世教一助也。若曰山川之扁，兵赋之额，鸟兽草木之名而已耳，焉用志。（29）
    只要有益于治道，匹夫匹妇的言行也需记载；否则，即使高官显贵也可忽略不录。同时，李氏又认为，山川、兵赋及鸟兽草木等无助于扶持世教，没有记载必要。所有这些内容上的选择，无不以经世致用为标准。在经世致用原则的指导下，方志越来越具有实际意义，资治、教化方面的功能也凸显出来。
    其二，以时续修。社会在不断变化，所谓时移而事异，故方志也应当连续修纂，以期留史于后人，正如张可速在序淳熙《西昌志》时所云：“迁徙离合、因革废置，陵谷以时变，封畛以时画，人物以时新，命名以时易，而所谓图志也不以时修，何以示将来、垂不朽哉？”（30）因此，方志以时续修的原则很受时人重视，并被屡次提及，如潮阳黄梦锡曾言“若非陆续而纂集，则殆将何所考证”（31），潮阳林刚中曾言“相继于无穷”（32），四明李以申曾言“不相继书之，诚为阙典”（33），新安程珌曾言“世变无穷，则方志亦当与之为无穷”（34），会稽胡太初曾言“有续无绝，有兴无废”（35），而眉山家坤翁更以图志比之史册，应“岁岁纪之，则事可备具”（36），实在过于频繁。
    当然，这一原则在当时实践中似乎并未得以有效遵循，做得比较好的仅绍兴末至淳熙中成都府连续纂有《续成都古今集记》二十二卷、《成都古今丙记》十卷、《成都古今丁记》二十五卷、《成都古今前后记》六十卷，以及嘉定十六年（1223）至绍定三年（1230）台州相继纂《赤城志》四十卷、《赤城续志》八卷、《赤城三志》四卷。尤其台州，《赤城续志》成于宝庆二年（1226），与嘉定志仅相隔三年，《赤城三志》成于绍定三年（1230），与宝庆志间隔亦为四年，真正做到了以时续修。由于时间太短，记载内容必然匮乏，为此，宝庆续志参编者之一的吴子良在序文中作了相关交待，指出前志采访之遗、翰墨未悉录者及今太守政绩，皆“宜续书”（37）。而绍定志所载仅前一年大水后郡中的“城筑建立”，作为编纂者，林表民亦认为既赘且略。然著名学者、郡人王象祖并不认同，并且以郡志比于《春秋》等诸侯国史，《春秋》尚载有城邢、城楚丘与作南门、雉门，则“图牒固不可遗也”，“三之何害”（38）？坚持以时续修这一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