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代中期起，全国各地陆续兴起一支支地域商帮，成为中国近世社会转型的具体标志。对于各地商帮兴起的原因或前提，既有研究或多或少作了探讨，但不是过分强调全国的情形，就是过分强调各地的因素，而鲜有兼顾全国与各地情形者。这就不足以说明何以在明代中期在那些地方形成了一支支地域商帮。今结合各支商帮兴起地的情形和全国的情形作些探讨，期能有助于商人商帮史的研究。
    一、地域商帮兴起的全国背景
    一是明代中后期交通条件的改观，有利于大规模远距离的商品贩运，从而推动各地商帮的兴起。
    明代元而兴，山河一统，幅员之广，“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无不来庭”。① 诚如崇祯时宋应星所感慨的，其时“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横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② 全国统一，水陆畅达，为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交通条件。明廷为了利用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转输漕粮，先于永乐九年(1411)由工部尚书宋礼、侍郎金纯等重浚会通河，负重载的大船得以通过；又于永乐十三年由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的清江浦，引管家湖水入淮，设闸建坝作涵洞，以时启闭，从此漕船直达通州，大大节省了挽运之劳，③ 漕粮官物通过运河转输的同时，数量更为可观的民间商品也经由运河南北贩运。为了巩固边防，明廷又特别注意北部及边防路线的修建，尤其在永乐时期，为了对付蒙古势力，便利军队的往来与粮饷辎重的输送，修建的道路更多，北边与内地的交通贯通便捷。由肃州通向西域的道路，经过明初的修筑，也通行无阻。到明中后期，全国各地的水陆交通较前大为发展。根据隆庆四年(1570)成书的徽商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所记，其时全国水陆路程143条，其中南京至全国各地的长途路程就有11条，通过8个方向，构织成一张四通八达的商道网络。而且在这些交通干线上，除了原有的水马驿路外，还有许多新路。如南北两京之间其路有三，两京至江西南昌之间其路有四，南京至四川成都其路有四，南京至山东济南其路有三。④ 在这些商道上，商品流通极为频繁。在南北大运河中，嘉靖、隆庆时江西人李鼎说：“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舳舻衔尾，日月无淹。”⑤ 在华中经由江西越大庾岭到达广东的商道上，正德时人张弼说：“盖北货过南者，悉皆金帛轻细之物；南货过北者，悉皆盐铁粗重之类。”⑥ 在福建与江南之间，嘉靖、万历时太仓人王世懋描写其商品流通的盛况道：“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⑦ 伴随着道路交通的畅达，商品流通日益兴盛繁荣，商人需要以群体的力量，集中巨额资金，展开经营活动，以收规模效应，增加实力。可以说，交通条件的改观，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推动着商人结成群体。
    二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其结构有利于商人集团的兴起。
    明代商品生产最突出的是棉布和丝绸的生产。
    棉花在宋代已在闽广及陕西地区种植。入元以后，植棉技术逐渐由南方传入北方，到元中后期棉花已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广泛种植。进入明朝，“其种乃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⑧ 所谓“遍布天下”，实际上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湖广和江南的松江、太仓、嘉定、常熟等地。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除了江南，棉花和棉布生产基本是脱节的。江南是全国最大的棉布生产地区，每年向全国各地输出几千万匹棉布。其行销范围，松江布最广，覆盖了华北、西北、东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地域。万历时商人说：“至于布匹，真正松江，天下去得。”⑨ 意思是说只要是松江布，可以畅销于各地。万历《嘉定县志》卷六《物产》记载：明代嘉定棉布，“商贾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嘉靖《常熟县志》卷四《食货志》记载明代常熟棉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常十六，彼民之衣缕往往为邑工也”。但由于区域内调剂和向福建等地输出，江南每年要从华北地区输入北花，甚至从湖广地区输入襄花。山东、河南等植棉区，由于不善织布，每年却要从江南大量输入棉布，而向江南等地源源输出棉花。万历中期河南巡抚钟化民奏：“臣见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⑩ 所谓“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纴而寡于艺”。(11) 由于棉布生产集中在江南一隅以及全国棉花和棉布生产的脱节，就形成了“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的商品花、布流通格局。(12) 这样的花、布流通格局，就为徽州商人、洞庭商人、山陕商人、福建商人和广东商人从事大规模、远距离的棉花棉布贸易提供了可能。陕西“三原俗相矜市布”，(13) 徽州、洞庭商人以山东临清为中转地大规模经营江南棉布，正是与江南棉布的这种流通格局相适应的。
    明代的丝绸生产，仅仅集中在江南、川中、山西潞安、福建泉州和漳州、广东广州等少数区域，而尤以江南的杭州、嘉兴、湖州和苏州部分属县最为兴盛，即清初唐甄所说的“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的范围。(14) 实际能向外地输出丝原料的只有江南和川中。嘉靖、万历时人郭子章曾描述过这种情形：“今天下蚕事疏阔矣。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多，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阆茧。”(15) 而能向海内外输出大量丝绸的实际只有江南。这就形成了江南丝绸畅销于海内外的单向商品流程，且为徽商、洞庭商人、山陕商人、福建商人和广东商人从事大规模、远距离的生丝和丝绸贸易提供了可能。万历时人张瀚说杭、嘉、湖丝绸之府，“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绸币者，必走浙之东也”。(16) 清初人唐甄在《潜书》下篇下《教蚕》中说：“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说的就是这种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