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和江苏相对富裕，地土肥沃，但产生商帮的地方恰恰人多地瘠，条件较差。如嘉靖《定海县志》卷五《风俗》记载，宁波商帮的家乡镇海县，“滨大海，居斥卤之中，其土瘠而无灌溉之源，故耕者无终岁之给”。又如雍正《宁波府志》卷六《风俗》云，慈溪县“人稠地狭，丰穰之岁犹缺民食十之三”。绍兴府山阴、会稽、余姚三县“生齿繁多，室庐田土，半不足供”。(54) 崇祯年间山阴人祁彪佳称其家乡：“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稠。即以山阴一县计之，田止六十二万余亩，民庶之稠，何止一百二十四万。以二人食一亩之粟，虽甚丰登，亦止供半年之食，是以每藉外贩，方可卒岁。”(55) 如靠农田所入，正常年景也有一半人生计无着。洞庭商帮的家乡洞庭东、西两山，明中期已是“山既田少不得耕，又户口多，在水中央，则转粟他境”。(56) 明后期，人田矛盾更为突出，所以天启时的大学士苏州人文震孟说洞庭东山人“无耕可藉”，其“势不得不商其业而糊其口于四方”。(57) 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凡是兴起商帮的洞庭东西山和句容，龙游和宁波、绍兴，分别在江苏和浙江都是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而反观江、浙那些自然条件较为优裕经济富庶的府州，在明代就没有兴起商帮。
    有如前述，其他山东、河南等省那些兴起商帮的府州地方，人多地瘠，自然条件恶劣，类皆如此。
    考察明代各地商帮的诞生地，几乎都是人多田少或地瘠不足食用、人田矛盾较为突出、自然条件较为恶劣的地区，经商成为当地人民无奈也是必然的选择。《五杂俎》卷四《地部二》记载明代官场谚语“命运低，得三西”，是说山西、江西、陕西三省自然条件太差，官员前往那些地方就任油水不多。这“三西”，正是产生著名商帮的地区。可见自然地理条件相对较差，与商帮产生有着相应的联系。这就是徽州人金声所说的“势也”、“情也”。这是各地兴起大大小小商帮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各地商帮的兴起地，大多又多土特产品，或者特色商品生产发达，当地人民可以利用相对有利的地利，通过商品买卖，获得价格优势，摆脱困境，求生求富。
    徽州虽然粮产有限，但其他物产却非常丰富，尤多名优特产。徽州处万山之中，府属休宁、祁门、黟县以及歙县南部盛产竹木。休宁山中最宜种植杉木，居民多以种杉为业，贩到外境取利。茶叶是徽州的传统名产，松萝、雀舌、莲心、金芽等名品，广销四方。尤其是祁门县，唐代以来农人即以业茶为主业。陶土更是徽州的一大财富。江西景德镇所产瓷器天下闻名，但制瓷原料白土却产于徽州。手工业品纸、墨、笔、砚更为有名，“自首至尾，匀薄如一”的澄心堂纸，“其坚如玉，其纹如犀”的徽墨，一代代制笔高手制成的宣笔，以婺源良石雕琢而成的歙砚，成为徽州源源不断销往四方的大宗名品。其他手工业品如漆器、书籍等，均有美誉，销路广大。徽州的自然地利，丰富的名优特产，也为徽州人走出万山丛、走上商业路提供了有利条件，不少人最初就是从贩运当地土特产品起步的。(58)
    洞庭东、西山虽然人田矛盾突出，水田面积不到人均一亩，但其余山林和荡地却十分适宜种植桑树、果树、茶叶和发展养殖业，“有橘柚榛栗苎枲之富，鱼虾芦苇筱荡之利”，(59) 康熙《席氏家谱》载记三云，“山既田少不得耕，又户口多，在水中央，则转粟他境。橘柚材苇不可胜用，则以易粟。始也，粟少而为之。继也，渔于湖，以泽量。果瓜爨于山，以山量。山泽之利不可胜用，则粟亦以山泽量，而山泽之利弥不可胜用。遂以赡四方，通百物，成一圜府”。最初也只是为解决温饱而交换土特产品的，后来才由于从事经营活动致富而提高了整体经济水平。两山果实种类繁多，有杨梅、杏子、桃子、梨子、枇杷、樱桃、花红、柿子、橘子、金柑、枣子、板栗、银杏、石榴、橙子、葡萄等，四时不绝。花果产品之外，经济产品茶和桑也负盛名。两山之地，遍植桑树，湖中人家以蚕桑为务，女子未成年就熟习育蚕，农历三四月是蚕月，家家闭户，不相往来。桑叶常出售到太湖沿岸各地。所有这些名特产，都是高度商品化的物产，大多是作为商品出售的。所以康熙时当地文人汪琬在给翁澍《具区志》所写的序中说，两山“至于鱼虾之利，橘柚李梅，果实之珍，莲芡芋栗菇莼之富，甲于三吴，为商贾所辐辏，舻衍肩负，络绎不绝”。毫无疑问，老家富有土特产品，是洞庭商人走上经商之路的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
    江西是产粮大省，明中后期南直隶的徽州、苏州、松江和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常有赖江西、湖广米粮的输入。万历时陈继儒说：“向吴中不熟，全恃湖广、江西。”(60) 明末吴应箕也说，江南“半仰给于江、楚、庐、安之粟”。(61) 金声的《金忠节公文集》常提到休宁缺米而江西遏籴的尴尬情形。这就为江西商人从事米粮贩运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江西出茶，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江西“盐茶之利尤巨”。江西景德镇瓷器更是举世闻名。在明代，瓷器成为江西商人向外输出的主要商品。嘉靖《江西省大志》载：“其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而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江西吉安、抚州、广信等府又是著名的产纸地，上等细白纸有连四、毛边、贡川、京川、上关等，普通白纸有毛六、毛八、大则、中则、里尖；上等黄纸有厂黄、南宫，普通黄纸有黄尖、黄表；粗纸有大筐、放西、放帘、九连、帽壳等，统称毛纸，品种甚多。江西还盛产木材、炭、漆器、苎麻、麻布、各种蓝靛等。江西商人就主要经营这些商品。
    福建盛产各色水果和木材、蔗糖、苎布、靛青、纸张、书籍等手工业品，由前述张瀚、何乔远、蓝鼎元等人的描述已可详知。福建靛青称福靛，消耗染料最多的江南在明代已严重依赖福靛。泉州产绢，漳州产纱，堪与江南所产比美。连城出纸，建阳出书。这些特产、手工业品就为福建商人提供了独特的有利条件。泉州的许氏，自明正德直到清康熙年间的八世200年间，主要从事丝绸贸易，其活动范围北至包头，南至江浙闽数省。闽西的四堡乡，从明中叶起便以造纸刻书并负贩于全国而闻名于长江以南各地。(62)
    其他产生商帮的省区，情形相同。广东广州、潮州等地，既多果木特产，又有输入“洋货”之便，“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踔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63) 浙江宁波、绍兴等地，有鱼盐之利，“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张守广据至正《四明志》统计，该地鱼类多达58种。(64) 嘉靖《定海县志》卷五《风俗》记载，沿海各地又有众多的盐场，因此宁、绍之民“民资网罟出没，衣食之源，大于农耕”。山东盛产棉花、梨、枣等物，源源贩于江南。河南产棉花而缺布匹，多药材、染料及杂粮。山西、陕西多红花等染料、动物毛皮等，又缺少棉布丝绸，于是南北贸易，以有易无，陕西商人不少最初就是由经营江南棉布起家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才到两淮转营盐业。这些土特产品，说明每个地方都有若干种甚至几十种商品为他地所缺乏，使得当地商人有可能利用地理差异、价格优势而居于有利地位。明中后期各地地域商帮先后崛起，很大程度上与各地的产品特色和商品结构有关联。
    不少商帮的兴起地，在明政府的经济外贸政策的实施中，也有着地理上的优势。万历四十六年以前，明朝实行纳粮边地、支盐运销的开中法，对于地处边地的山西、陕西商人的崛起有利。有明一代，在西北边地实行中茶易马的茶马贸易，同样对山西、陕西商人的兴起有利。明廷对外交往先实行禁海、隆庆元年起部分开海，又对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商人的兴起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