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祁彪佳：《祁彪佳集》卷六《节食议》，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6页。
    (56)王鏊：《震泽集》卷一《洞庭两山赋》，四库全书本。
    (57)文震孟：《郑氏重修谱序》，乾隆《重修东山郑氏世谱》。
    (58)参见王世华：《富甲一方的徽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59)聂大年：《西村别业记》，王维德《林屋民风》卷六《名迹》。
    (60)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二三，《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
    (61)吴应箕：《楼山堂集》卷一○《兵事策·策十》，光绪六年刻本。
    (62)陈支平、郑振满：《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6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四《食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64)张守广：《明清时期宁波商人集团的产生和发展》，《南京师大学报》1991年第3期。
    (65)张正明在《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5-19页)中认为，晋商兴起的原因，第一，明政府为北边各边筹集军饷而推行开中制，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契机；第二，山西地处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物资交换的要冲，这是晋商兴起的有利地理条件；第三，明代山西盐铁等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为晋商的兴起提供了物质基础；第四，明代晋省南部地狭人稠，是晋人外出经商谋生的一个原因；第五，晋人勤俭、礼让、诚信的民风是晋商兴起的人文因素。田培栋在《明清时代陕西社会经济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4页)中认为，明代实行开中法及茶马法，给陕西商人提供了从事盐业和茶叶业经营的机会，关中地处东南与西北两大地区之间，为两地的交通枢纽，也是两地货物交换的中转地，陕西商人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大力进行各地货物的贩运。
    (66)参见刘淼：《明代盐业经济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4-225页。
    (67)霍韬：《哈密疏》，《明经世文编》卷一八六。
    (68)涂宗浚：《边盐壅滞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四七。
    (69)胡世宁：《备边十策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三六。
    (70)庞尚鹏：《清理盐法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五七。
    (71)万历《明会典》卷三七《茶课开中》。
    (72)《明史》卷八○《食货四》。
    (73)杨一清：《杨一清集》卷三《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番夷安靖地方事》。对照《明经世文编》所载，此疏实为《为修复茶马旧制第二疏》。
    (74)杨一清：《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番夷安靖地方事》，《明经世文编》卷一一五。
    (75)许孚远：《敬和堂集》卷七《公移文》，四库全书本。又见谢杰《虔台倭纂》卷上，《玄览堂丛书》续集。
    (76)张燮：《东西洋考》周起元序，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77)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地部二》。
    (78)刘一焜：《抚浙疏草》卷六《题覆漂海韩江等招疏》，景照明刻本。
    (79)参见拙文：《明代万历后期通番案述论》，《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80)《汪氏统宗谱》卷一一六《弘号南山行状》。